巴中之“湖广填四川”的故事及来历

一些史学家研究，秦灭巴蜀后，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四川大规模的移民有6次之多。

第一次发生在秦灭巴蜀到灭六国之后。秦始皇迁六国富豪入蜀，如徙赵国卓氏，齐国程郑，秦国罪人吕不韦等人入蜀。

第二次发生在东汉末年到西晋时期。东汉中原战乱，南阳、三辅居民数万家避乱入蜀，被益州牧刘焉收编为“东川兵”。三国时刘备带荆州兵万余人入川。西晋元康七年（297年），雍州、秦州大旱，次年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阳平等6郡流民数万家逃饥入蜀。

第三次发生在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后，金兵南下，陕、豫、甘等地难民纷纷入四川避难。

第四次发生在元末明初，红巾军起义后，近20年战乱。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湖北地区红巾军明玉珍部千人及随军乡民入川。明初，四川人口稀少，明王朝平定四川后，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移民活动，主要是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部分人口多的地方的人移往四川。这是第一次“湖广填四川”。

第五次发生在清初，就是前面所说的清初移民活动，也是四川巴中人民印象最深的“湖广填四川”，应当说是第二次“湖广填川”。

第六次发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东北、华北、华东大批工厂、学校、企事业单位迁移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东部人口也随之内迁。

以上六次移民，唯清朝初期规模最大，在四川人民中影响最深。为什么会发生这次重大的移民活动？主要原因是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天灾、瘟疫接连不断，四川境内人口急剧减少。据通江县志载，清圣祖康熙四十年(1701年)清查丁口时，全县摊丁人亩数仅“九百七十三丁三分”，折合4867人。四川人烟稀少，大片田土荒芜，人口较多的湖广移民入川，成为历史的必然。

清初从湖广入川的移民，据说是走时自己带着本家前三代人的灵牌（死了的）或神位（没死的），作为到四川后敬奉祖宗的偶像，立在堂屋的神龛上，每逢佳节，必备香蜡纸帛和供品在神龛前跪拜。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间人籍巴州一带的湖广人，到了民国末年，已经是第9代、10代或11代人了。现在的巴中人（包括通江、南江、平昌），在清代以前的土著居民是很少的，土著賨人仅存十之有二。巴州区《鼎山志?附录，考辨》中述道：“传说‘八大王’张献忠来鼎山，鼎山寨集张、梁、白、赵、董、谯、周、何、严、王这10姓人，在何老三的领导下，拒险自己获救……这10姓人就是后来鼎山的土著人口，其余则是湖广填四川来的客家人。”访问不少老人，都承认这一说法。但经查阅这10姓人的家史、族谱、碑记，则不尽然，这10姓人的大多数，先祖还是湖广填四川来的。就连何老三之弟何三禹的后裔，也说他先祖是湖广填四川来的，有何应立的碑文可核。在巴州区顶山一带，据说巩、康、刘三姓是土著人，因为刘姓祖婆朱氏与康姓结为夫妻，生二子，一姓康，一姓刘，所以后来每逢大的祭祀，刘姓敲锣打鼓去康家祠堂祭祖，且互不通婚。

清初规模空前的南北各省客民入川垦殖，使四川在短短的数十年内，在战乱、灾荒、瘟疫的废墟上，恢复并发展了四川的经济社会。垦田数从康熙十年（1671年）的14810顷猛增到雍正六年（1728年）的431221顷，50余年问，耕地面积增加了29倍有奇。粮食、经济作物均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丝绸业、矿业，盐井、造纸、酿酒等手工业生产也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移民入川，对四川的文化、习俗影响很大。最初移民入川在宗教、文化、方言、婚嫁、衣、食、住、行等方面均维持原籍方式，移民社会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习俗。在四川遍布各地的客籍会馆、公所，就是保留下来的独特的移民异地文明。客籍会馆往往是入川各地客商集资建造，移民将其作为酬神演戏、联络同乡、款叙乡情的主要场所。所立会馆，两湖叫“禹王宫”，两粤叫“南华宫”，福建叫“天后宫”，江左（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叫“万寿宫”。地方官叫“客长”，“设客民之长以约束之”，凡居民人等，小有牙角，即会客长、街保评议是非。在这种情况下，人多势众就强，就是一些土著居民，也依附和冒充入川最多的湖广省和麻城县籍人，以求得庇护和支持，于是就形成了“川地多楚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