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寺少卿李钟峨

63岁（1725年）转任太常寺少卿，掌礼乐社稷宗庙仪礼之事。李钟峨在翰林院，一向是掌教化的，对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之事十分关心。任太常寺少卿，仍关心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大事。

翰林院的庶常馆是进一步培养人才的机构。到庶常馆学习的庶吉士，在康熙时代，按省的大小简选，这样各省都有进士，入庶常馆深造。雍正当皇帝改变由各省简选为大臣保举，于是出现弊端，有些省进庶常馆学习的多，有些没有。他上疏雍正，请改保举为各省简选，使边远省份的进士也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本来是正确的建议，在一次廷议上，却被隆科多等人否定。到乾隆元年(1736年)这种弊病越来越严重时，御史程盛修又一次上疏，说：“翰林地居清要，欲得通材，务端始进。自保举例行，而呈身识面广开请托之门，额手弹冠，最便空疏之辈，宜亟停止。”乾隆三年(1738年)才停止保举，仍由各省简选。（见《选举三》、《清史稿》十二）

雍正打击排斥康熙所重用的一批文武大臣，李钟峨的正确主张，得不到实现，眼看国事日非，内部越来越混乱。李钟峨决定离开京城，回到边远的大山区通江。雍正对李钟峨本来就看不顺眼，但对他的多次请求却又迟迟不予批准。一次雍正看见李钟峨说：“爱卿，你想回家，给你出个对子，对上了就批，否则不予批准。”李钟峨说：“请圣上出吧!”雍正想在李钟峨面前炫耀自己的才学，并不是要批准他的请求，说：“十口心思，思乡，思家，思父母”李钟峨随口答道：“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君王。”说罢就拜跪在地，雍正嫉才，批准了李钟峨的请求。

李钟峨在翰林院二十二年，官由八品升四品，曾任“三朝实录”、“方舆路程”、“国史分韵近体唐诗”、“一统志”等馆的编修工作，为国家选拔人才，培养人才，为编史修志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钟峨对自己要求很严。二十多年家庭起了重大变化：兄李钟壁中四川丁卯科举人，任广西平南知县，后由知县升任刑部督捕司主事，妻雷氏封孺人，子李昱、侄李乔考中举人，侄李夏考中丁酉科副榜，侄李升、李弼、孙李其椅入国学读书。真是光耀一门，不甚显赫了。然而这样的家庭出现了新的矛盾，如果不严于律己，就可能成为一方之霸，草菅人命，鱼肉下民，走向反面。这种新的矛盾在李翰林家已明显地表露了出来。九浴溪李家与王家本系世交，情同手足，李姓的姑娘与王姓联姻，王姓的的姑娘与李姓联姻，几代人都和睦相处。可是李绅倚仗势力，争夺边界，为了一堵墙，两家发生了纠纷。胆小怕事的县官不便解决，事情就闹到李钟峨那里去了。李绅给他叔父写信谈到与王家争边界的事，在信后附了一首诗：“水绿石青景色幽，前人置下好田畴，而今王氏来争界，竟说石墙为他修。”李绅写信的目的想得到李钟峨的支持，有了这个大红伞，无理成了有理，王家不输也得服输。可是眼明心亮的李钟峨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认识到处理好这种新矛盾的重要性，写了一首诗作回答：“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那见当年秦始皇。”李绅看了诗，感到叔父站得高，看得远，认识到了和睦邻里的重要，让了边界，向王家承认了错误。从此李王两家仍归旧好。这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对名门巨族的翰林府第，却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要求子侄严于律己，遇事抱吃亏态度，团结乡邻，决不能因为自己供职翰林院，就任所欲为，称霸一方。在李钟峨的教育下，翰林府的人对群众的态度较为和蔼。

关心家乡的编史修志工作。李钟峨任《大清一统志》编修，主编《盛京志》。全国各地的“方志”，都荟萃在翰林院，李钟峨见了这些珍贵史料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四川有三大史学家的著作，早就遗失，但在翰林院还保存着。李钟峨看到这些珍贵的方志著作，想到家乡人在编史修志中，遇到的困难。于是利用工作之余，抄录、整理了升奄、玉垒、方周三太史有关保宁府志的史料，初步写成《保宁府志》。这本书对川北从事方志研究的人来说，是一颗在暗室里的明珠，有了它，大大弥补了历史上的空白，给川北地区的方志学，带来了光彩。四川盐亭史学工作者陈书看了《保宁府志》不禁感慨地写道：“设令吾蜀州郡各有人焉在京，人各录其本郡一，二册以归，则是书（指三太史著作）纵不能全蓄于一家，犹得散见于三蜀。无如吾蜀居京师者既落落，而遇是书者又未必如吾两人同志。而吾两人卒不能谋佣写之资，使此书完璧以归蜀也，可胜慨哉。”社会上一些人只重视物质财富的珍藏，不注意精神财富的珍藏，致使大批精神财富遗失。李钟峨热爱边远山区的家乡，为家乡抢救珍贵史料，这一难能可贵的行为，只有了解史料重大价值的人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