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10年(1921)8月,王三春由四川入镇巴县,在南区绑票。民国13年(1924),被南区区长王应钦缴械,送县城关押,不久越狱逃跑。14年,王三春到镇巴县渔渡坝抓王应钦未获,抢走区署仅有的三支步枪。

民国15年(1926),王三春组建“镇槐军”,自称家长,镇槐军总部称“吉祥部”。王的大老婆邓芝芳,善使双枪,统率一个营。另外三个营由田乐德、华得来、陈相如率领。王每到一地,各营互为犄角驻扎。王的另一个老婆叫周桂芳,是1926年下半年从新溪黄家岭学堂抢来的学生,有文化,主管王的文书。
镇槐军打着“劫富济贫”旗号,出没川陕边境,打劫行商富户,绑票勒索赎金,裹胁贫穷百姓入伙,队伍很快扩展到2000多人,活动于镇巴、南郑和四川南江一带。民国20年~22年(1931~1933)间,王三春盘踞镇巴县,封官委职,设立税局征税,设立铜元局造铜元,又印造布币发行。王部最多时达5000人。
1914年起,王三春就在大小通江河及大巴山一带山区,坐青山,把坳口,掌红吃黑,坐地拉肥。但这时他还主张“打富济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不抢贫,抢远不抢近”。他常说:“饿死的老虎不吃子”、“兔子不吃窝边草”。
王三春在大巴山流落几年,发现通江小河的朱、陈二坝盛产银耳,遂想把通江银耳全部吞噬口中,数次与巴中军阀郑启和争利,但终因力量单薄不得不转移到陕西镇巴一带。1929年,王三春来到陕西镇巴渔渡坝,抢了镇巴南区区长王应钦的几十支枪。至此,他已有200多支枪,五、六百人,并和势力相当的土匪陈德三互相勾结一气。
1929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垂涎陕南,派其部下廖雨辰到镇巴争抢防地。王三春见廖势力强大,主动让开。1930年,廖雨辰被冯玉祥、王志远等部队打垮后,已接受陕军招安的土匪陈德三回到镇巴驻守。不久,王三春聚集千余人马,将陈赶走,从此他就坐镇镇巴,收罗旧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设税局统一税收,自收自支不上交;设铜元局、制币厂,实行财政独立;并设立军械处,修造枪支弹药。据老年人回忆,王三春印的票子是布质石印的,印得很好。他造的铜元比一般铜元小,边上印有“陕西省镇巴县”等字样,中间有园圈,里面有个五角星,当时流通很广。
王三春稳定镇巴后,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认真操练,大有蓄积力量,坐地称王之势。
民国17年(1928)秋,盘踞汉中八年的军阀吴新田败逃,西北军冯玉祥部王志远旅接管汉中各县城防,兵少力弱。王三春窜扰陕南各县,民团也乘机为匪。王三春窜到牟家坝,暗哨放到大河坎一带,夜间渡过汉江到南关过街楼一带绑票,猖狂一时。民国29年(1930)杨虎城十七路军十七师十一旅赵寿山部接管汉中城防,派两个连和直属炮兵部队往南郑县法慈院(今法镇)进剿,王三春据险顽抗,双方伤亡惨重。赵寿山亦不敢大举进剿,王三春也自觉难敌。民国20年(1931)夏,赵寿山部派人招抚王三春,委以“陕西汉中区边防游击司令”,但王三春依然潜伏山林,在陕甘川鄂边区劫掠民财,四处为害。。《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4月19日三版报道:“镇巴王三春前用计诱扑之匪首罗玉成,被赵寿山司令以罗匪恶贯满盈,民众切齿为由,派员提押来汉,日后可将明正典型”。赵寿山时任38军旅长兼西乡警备司令。不久,王三春即接受38军招安,并被委任为川陕边游击司令,驻防镇巴。此时,王三春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有四个团的编制,5000余人。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也派出陈仁三以参谋身份深入该部,发展党的组织。
[…] 1937年秋,王三春派一连匪徒来涪阳,把几家银耳商和富绅的银钱、银耳、贵重物品抢劫一空,普通人家的好东西也被掳抢。临走时还烧毁街房。之后省保安队驻通部队,派了一个连常驻涪阳,重要关口设置岗卡,盘查验证过往行人,可王三春早有侦察。胆敢于1939年3月初的一个凌晨派来百多名匪徒再次抢劫涪阳,打死保安战士2人,抢走军用枪枝,物资30多件;劫去耳商号客及几家财主钱财40多万元。同时在私塾校“拉肥”,拉走李贻谋、纪鹤龄、何宪章、任显和等8人,当年每人交款500元(旧币)才在曲江洞把人取回。匪徒中有一持手枪的醉汉,走到龙家坝昏倒。地方保甲派人将其绑送涪阳保安队交了枪,经上级批准,在保安战士墓前处死,以示祭奠。 […]
[…]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却跑也不行,不跑也不行。因为,他和巴山地区的浑水袍哥的总舵把子王三春结下了“大梁子”(深仇大恨)。3年前,他运往重庆的两船鸦片在居然被土匪劫了道,探人四处打听,才弄清楚是王三春手下所为。所以,田颂尧派大军围剿王三春时,他也带着手下进山去帮清剿军敲过边鼓。双方的仇恨,也就越结越深。没想这次红军一来,田颂尧看重王三春手中的3000多条人枪,居然封了他一个“巴山游击司令”的官儿,把王三春招了安。如此一来,就把张国隆的后路断了。以他手下这点兵力,又不是王三春的对手,张国隆思想后,索性就豁出去投了红军。 […]
[…] 王三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