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匪王三春在巴中、通江,乃至陕南一代赫赫有名,本名王汝仁,字炳林,乳名仁娃子。1884年生于四川平昌江口镇长垭一户农民家中。父亲早亡。母亲杨氏,人称“八老婆”,是个跛子。6岁入学,拾柴代烛,读书通霄,记忆力很强。父亲死后,无力再读,便跟着母亲种地操持家务。王三春从小性情倔强好胜,缺乏父爱,母亲身残又管教无方加之时代的黑暗造成了他的性格,乃至最后的人生道路。
1904年,王三春20岁时成了家,妻杨氏系农家妇女,老实本分。王三春此时还无他想,仅仅是为吃饱饭而筹谋。但当时世道,弱肉强食,虎狼当道,哪里有他们这样的孤儿寡母生存的余地。
不久,因争田地和山林树木与族长王宗林斗殴。王宗林能文能武,口蜜腹剑,为一族之长,又恶霸一方,敲诈勒索,霸田霸产,无人敢说半个不字,王三春偏不吃这一套,挺起胸膛,公开与王宗林骂嘴打架、提刀动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官府控告!”王三春说:“在这个世道,与其求官,不如求我自己下个狠心。”事过不久,他和蓑衣匠王汝友一起走了。走之前他把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放火烧了,边烧边鼓起一双铜铃大的红眼睛,说道:“这是放火,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
说逃到南郑县,在回军坝唐家垭山中当长工,一周姓农民招他为门婿。当地一陈姓土豪霸占了他的妻子,王伺机报仇。一次,王三春途经两河口山中夺得一只步枪,只身夜劫牟家坝商会银钱,返回巴中清江渡,邀集穷苦百姓,招纳散兵游勇、流氓地痞,打富除恶,专与土豪劣绅和地方官员作对。
王三春上巴山,一路赌钱吃烟,交朋结友,聚集了不少伙计,于是商量决定弄枪造反,当草头王。他是怎样拿起枪来的呢?人们说:他是靠青杠棒起的家。巴山森林密布,能产木耳的青杠树棒,遍布群山,到处都是。他和王汝友等数十个伙计们,为了获得枪枝,经常埋伏在密林中观察行人,以便相机行事。
有一天忽遇土匪罗玉成的几个兄弟迎面走来,王三春等看清以后,每个人拿根青杠棒,乘其不备,一拥而上,把几个歪戴帽、倒挂枪的零散土匪打倒在地,然后劫枪而走,但几支枪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们东奔西走,又得知土兴场的民团有枪50多支,于是采取深夜“以大火炮为枪”的疑兵之计,在这个小村在的两头接连放了几颗大火炮之后,王三春站在街头,几声口哨一吹,然后大声吼道:“兄弟们,不要先动武,我先去与团总交涉交涉再说。”这话本是说给团总听的。团总原先以为自己势力强大,没防一听火炮声,惊恐万分,一听说有人来“交涉”,真是求之不得,立即出面,愿意和平解决,以全部交枪,图保全生命。于是王三春获得50多支枪,武装了50多个人。
[…] 1937年秋,王三春派一连匪徒来涪阳,把几家银耳商和富绅的银钱、银耳、贵重物品抢劫一空,普通人家的好东西也被掳抢。临走时还烧毁街房。之后省保安队驻通部队,派了一个连常驻涪阳,重要关口设置岗卡,盘查验证过往行人,可王三春早有侦察。胆敢于1939年3月初的一个凌晨派来百多名匪徒再次抢劫涪阳,打死保安战士2人,抢走军用枪枝,物资30多件;劫去耳商号客及几家财主钱财40多万元。同时在私塾校“拉肥”,拉走李贻谋、纪鹤龄、何宪章、任显和等8人,当年每人交款500元(旧币)才在曲江洞把人取回。匪徒中有一持手枪的醉汉,走到龙家坝昏倒。地方保甲派人将其绑送涪阳保安队交了枪,经上级批准,在保安战士墓前处死,以示祭奠。 […]
[…] 红军到来之前,通江城中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吓得往绥定、南充跑。张国隆却跑也不行,不跑也不行。因为,他和巴山地区的浑水袍哥的总舵把子王三春结下了“大梁子”(深仇大恨)。3年前,他运往重庆的两船鸦片在居然被土匪劫了道,探人四处打听,才弄清楚是王三春手下所为。所以,田颂尧派大军围剿王三春时,他也带着手下进山去帮清剿军敲过边鼓。双方的仇恨,也就越结越深。没想这次红军一来,田颂尧看重王三春手中的3000多条人枪,居然封了他一个“巴山游击司令”的官儿,把王三春招了安。如此一来,就把张国隆的后路断了。以他手下这点兵力,又不是王三春的对手,张国隆思想后,索性就豁出去投了红军。 […]
[…] 王三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