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川嘉陵江沿岸，间于沙岩上发现方形洞穴，比比相连，一处由三数穴至百数十穴不等，土人称之为蛮子洞，简称蛮洞。相传为往昔蛮人住居之所，或又说是张献忠入蜀时，土人避难之所。抗战期间，国内外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前后入蜀调查发掘，于蛮洞中发现汉族文物甚多，故至今学术界已公认蛮洞为汉墓之一种，而非“蛮人”居住的场所。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作者率学生十人前赴巴县青木关附近的江家岗调查蛮洞，该处为江姓所居，岗上建碉堡一座，碉堡筑于大块砂岩上，岩高约四丈五尺，宽十五丈余，岩面东向。蛮洞即凿于此砂岩上，共十五穴，大致可分为二列，下列六穴，上列九穴。由左至右，今以下列左方一穴为第一号洞，上列最右方一穴为第十五号洞。我们加以清查测量，各洞之形状体制如下： 第一号洞：刻为三层，最外层高十二公分，宽八十五公分，以后二层各减五公分。全洞深三百零十公分，洞内无堆积。 第二号洞：刻为一层，高一百二十公分，宽五十公分，深二百公分，无堆积。 第三号洞：洞口刻“乙丑年”三字。洞口宽九十公分，高百二十公分，内部顶端刻为屋顶形，向左右倾斜，高宽较洞口为大，宽三百九十公分，中央顶端高二百十公分，左右两旁高百五十公分。底面筑有高台，当为置棺之所，全洞深三百六十公分。 第四号洞：洞口只一层，宽九十公分，高一百一十公分，深二百三十公分，无堆积。 第五号洞：洞口一层，宽一百二十七公分，高与宽同，深一百七十公分，无堆积。 第六号洞：洞口宽七十一公分，高九十五公分，洞内刻为龛形，中央顶高一百三十四公分，深一百八十五公分，其中左方有炉灶遗址。 第七号洞：高七十公分，宽七十六公分，深一百五十三公分，无堆积。 第八号洞：为最大之一洞，高二百零三公分，宽一百八十公分，深三百八十公分，无堆积。 第九号洞：宽七十五公分，高八十公分，深二百四十公分，无堆积。 第十号洞：此洞雕工至精，规模亦较各洞为大，洞口高一百五十公分，宽九十五公分，洞内筑为龛状，顶之中央高一百九十五公分，左右两旁宽各二百公分，全洞深三百八十公分。底下筑为高台，台高二十公分，洞内无堆积。 其他五洞未测。 综上：蛮洞一般体制，洞口分为三层，外层较小，每层筑成十五至二十公分的边缘，当时似尚有一石门，用以掩闭洞口者。最内一层则向四方扩张成龛状。底下多筑有基台。每一洞的大小，平均洞口高约一百至一百五十公分，宽五十至一百公分，深约由一百至三百公分，间有筑成长至八九百公分的曲折隧道。 作者对该处蛮洞，作过初步调查，以洞多露出地面，据土人云：张献忠入蜀时，土人多往其中避难，故洞内殉葬品及其他堆积，俱荡然无存。作者乃转作查勘掩埋在地下之蛮洞，进行发掘，期能有所收获。
同年一月十八日，又率学生十余人，再到江家岗调查，于碉堡右方相距约半公里处，发现一已被泥土掩封的蛮洞，便决定从事发掘。组织学生为锄地、挑土及纪录三组。经一日的清理工作，发现新石器时代磨制石斧一件，绳纹陶片二件，其他陶片多种。其遗址及遗物出土情况如下： 该蛮洞顶端已经塌落，掩埋地下部分深九十八公分，露出地面部分二十五公分。地层凌乱，但由上至下仍可别为五层，地表层厚十公分，无堆积。第二层为红泥层，厚二十五公分，出土乾隆通宝二枚。第三层为黄泥土，石斧及绳纹陶片即出自此层中。第四层出土陶片甚多。第五层底下有兽类锁骨小片。全洞泥土消除后，知此洞之构造分为四室，前左室长五十公分，宽一百二十公分，前右室长八十公分，宽六十五公分，后右室长一百七十五公分，宽一百八十八公分，后右室长四十五公分，宽八十公分。前右室底层陶片特别多，且有灰烬遗迹。 石斧长八.五公分，边锋宽四公分，把手宽二.八公分，全面加磨，边锋残缺，与华南各地新石器时代小型石斧类似。 陶片二件，表面刻绳纹，厚手制，似为小型钵类之碎片。碎片高四・七公分，为中腰部分，由此可以推知全器高约八九公分，与嘉陵江流域发现新石器时代之绳纹陶器相同。其他陶片，则极破碎，以上各物，现由作者收藏。
二
四川蛮洞的发掘研究，据作者所知，以鸟居龙藏和托伦斯（T.Torrance）为最早。鸟居于1902年受东京帝国大学派遣来中国调查苗族，由上海沿长江而上，曾试掘沿江蛮洞多处，发现梁柱及石棺多件，便断定蛮洞为汉代坟墓之一种。据他回国后的报告说：“今日扬子江流域及南岭以南诸地，此种横穴（蛮洞）发见虽未多，然在古代，分布当甚广。今日中国人依山为坟，与此种横穴不可谓无若何关系。四川横穴之体制，前已于日本考古学杂志上为文述及。要之，此种横穴，均以砂岩侧面，凿挖而成，其内设室，入口之处，施以雕刻，间亦于室内作各种雕画者，中纳石棺，实为汉代之坟墓无疑。”
托伦斯早年入川传教，曾调查发掘各地蛮洞，收获甚多，乃于1910年间为文详述蛮洞的体制及其分布状况。据说：扬子江流域，从川鄂交界处至叙府直溯岷江流域两岸，蛮洞密布，四川其他小川流域如内江，资中各处都有，而以嘉定、彭山、新津为最多。该处蛮洞规模且较他处为大，装饰亦较繁缛。蛮洞内置棺一至二具，间有极长的隧道，洞口施以浮雕，多为汉代的车马花纹。棺有石制、瓦制及木制三种，若系木棺，则砌砖以埋之，画砖亦作汉代花纹，如车马纹、几何纹、五铢钱纹及狩猎纹等。殉葬冥器亦多。计有陶制房屋、瓶、壶、鸡、犬、牛、马、羊、猪及男女佣。佣人有着草鞋者、有弹琴者、有跳舞者，此外尚有半两五铢钱等。又于一洞上刻有东汉永元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字样，更可证其为汉墓矣。 1914年间，法人吉尔伯特（Gilbertdevoisins）、琼斯（JeanLatirgue）、西格伦（VictorSegalen）等来川调查古迹，曾调查发掘嘉陵江流域的保宁府（阆中）、绵州（绵阳）及岷江流域的江口、嘉定各处的蛮洞，据其所述：保宁城外盘龙山山腰之上，蛮洞隧道深二公尺，后为方窟，高二公尺五十公分。上为穹形、穹门之形，各处皆同。其特点即在门低，上狭下宽，门楣框皆有坎，盖用以嵌门或其他闭障之物者。绵州蛮洞在城南二十里。其一窟入门为隧道，入隧有一卧室，内室又有二圹室並列，较外室低四级，其广适可容棺。圹顶穹形，高一公尺十分。至于河口北十里之彭子浩诸洞，则规模尤大。据云：“入口之隧道长二十五公尺，愈入愈宽，宽自一公尺二十分至一公尺九十分。隧道左壁凿有小圹室二，室长二公分。其一尚存一棺及画砖，内隧又有人口。口内隧道较外宽高，自此至里端，宽一公尺九十五公分，深十四公尺五十分，合计此窟深约四十公尺，内隧深五公尺。出内隧为一大室，中有石柱一，柱身八角形，柱之两端四方形，内隧与大室之左有圹室三，一在隧左，室横列，二在室左直列。宽同内隧，人口在里端，面向大室，别凿有长方形之窗，窗上有格，壁上有置零星小物之所。圹前角有灶，灶有三眼，皆凿石为之。洞中又发现棺木、人骨、画砖、陶器、陶俑、瓦棺。另一圹门上发现雕画，为两长形躯之动物，互相对峙，中作古钱一枚，左方为龙，右方为一身躯细长腰部凸起之翼兽，与渠县汉阙雕画同。在另一洞上发现石棺，盖上刻人物鸟兽，亦与汉画相似。岷江下游嘉定东诸洞，刻画尤多。”西格伦报告中又说：“其一正面方形，雕画虽多脱落，幸无增刻。入口二门甚广，门上横额，叠砌二层。上刻之鸟，尚可辨识。室甚大，宽深皆七公尺。题壁尤多，两门中间方柱石上，刻“白崖洞”三字……窟左有一大刻石，其年号为绍兴。”
其后我国学者对于蛮洞，亦渐注意，1937年罗希成曾发掘新津县堡字山蛮洞，该处发现蛮洞约四五百所。据云：“诸窟系山石凿成，窟门高约营造尺四尺，宽亦如之。进门则系巷道，深浅曲直不一，高宽则较窟门为小。经过巷道，始达窟室，正中一间，大者高宽约一丈，小者亦七八尺。其深处比高宽为大，两旁之室，又较中室为小。一窟有四五室者，至少亦有三室，诸窟距离远近无定。而木鱼山诸窟，则窟窟相连，並无间断，其中间阻隔只厚约数寸之石壁耳。室之中央，除放瓦棺石棺外，室之上或两旁，则放置殉葬各物，甚为齐整，间亦零乱无序。其放器之龛，有用砖砌者，或就石凿成者。”
该处蛮洞出土遗物则以粗陶鼎、鬲、垒、洗、禽兽、屋、井灶、俑为最多，余有铜洗、弩机、铜印、银碗、铁剑、大泉五十钱等。而最可注意的则有（一）晋太康九年造鼎：高二尺四寸，口径八寸，底径七寸，腹径最大三尺。口面刻晋太康九年造隶书阴文，异常古秀。腹刻山水飞禽造像。（二）陶烛台：此器上下两怪兽重叠，且形状狞恶，高约二尺，下座浮雕古装妇女舞蹈或两人相斗，栩栩如生。（三）晋太康砖：此砖文在直侧共十八字曰：“犍为太守零陵刘府君侯之墓晋太康九年造。”字作隶书体，惜砖质有砂钉，字欠清晰。（四）雕画石棺：共出五具，悉被损坏，无从量其尺度。稍完整者，其刻画有百鸟，有两人持矛相斗，状甚紧张。又有一人弯弓作射状，旁一人匍匐于下，作请求状。有马挽车，车中人貌庄严，扬鞭急驰，大有睥睨一世之概。作风类孝堂山石刻及渠县石阙。（五）永平砖：砖出木鱼山麓，位于窟门两旁，字在直侧。文曰：“太平十三年三月作”，反字阳文，浑古无比。罗氏並就各项遗物，加以考证，认为新津一带，蛮洞规模之宏大，雕刻之精巧，冥器之丰富，当时无疑实为一最繁荣的文化中心地。 其次为杨枝高氏。杨氏久居嘉定，1937年间，他由成都北至广元，再沿嘉陵江至顺庆而由蓬溪，简阳回成都，复由成都沿岷江彭山至嘉定，调查蛮洞甚多。据其所述，新津蛮洞石柱上有永建三年款识。凌云山后麻濠蛮洞，则刻一小像，高一尺，着僧衣结跏趺坐，头现佛光，右手举降魔印，左手执拂尘。为佛教传华初期作品。与杨氏乃蔚以断定蛮洞确为汉代遗迹。 1937年间国立中央大学曾试掘沙坪坝嘉陵江沿岸蛮洞。据常任侠的报告云：“所掘汉代崖墓在重庆大学之南，嘉陵江岸，此崖墓墓群共计圹室有六，每室大小相若，墓门三英尺，圹室内方七英尺，门皆三重。六墓由南而北，顺序並列江岸。南起第一墓门外上方，旧有题识，隐见喜平二字，余皆风化剥蚀，不能辨认。第四墓门外之上方有‘永寿四年六月十七日旾作此冢’题识十三字，犹未残毁。此墓题识，较之曲阜孔庙礼器碑，略后二年，汉隶劲挺之姿，与礼器笔势相仿。字作两行，但第十字未能确识为何字耳。第五墓门外，亦有题记一行，但已模糊不可辨。第三圹室内，侧有小龛，盖以置明器。第六圹室则前后二室，中通羡道，作宫字形。其南不及半里，江岸另有一墓，圹室大小，亦相若也。” 此外，四川大学及乐山民众教育馆均曾从事发掘，空无所得。惟乐山乌尤寺后山墓洞曾出土瓦棺及陶俑四具，其一作抚膝弹琴状，现归熊十力先生收藏。
三
综上所述，各地蛮洞，既有石棺瓦棺，复有明器，且墓砖直书“犍为太守零陵刘府君侯之墓”。则蛮洞之为崖墓而非“蛮”人之住所，已极明显。其次，蛮洞的体制，较大的，前面有冥堂。青木关一带，规模较小的，亦筑有高台，此与汉墓前方之享堂无异。冥堂之后置棺之所，左右壁上另凿小龛，放置冥器，此与各地汉墓亦同。壁洞洞口正面或洞内四角，间刻石柱，如南宋绍兴二十七年发现建初二年的张长仲墓，柱上题识有“造内栖柱”句（洪适，《隶释》卷十三张宾公妻穿中二柱文），此“栖柱”，据商承祚云为“桷柱”之误。桷柱即为后世之斗拱柱，亦为汉墓常用之建筑物。加之蛮洞洞口边缘或洞内石棺画砖所作纹饰，有车马、狩猎、舞乐、百鸟、异兽等图，其风格与山东武梁祠石刻一致，则蛮洞之为汉代崖墓，更无疑义。至洞中出土画砖造记或洞口题识，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顺帝永建三年（公元128年），桓帝永兴四年（公元158年，应为延禧元年，或为边地未悉改元之故），灵帝喜平□年，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等，尤可知蛮洞为后汉至魏晋间的产物。 汉晋凿崖为墓，除四川外，他处似尚未发现。此种崖墓的来源如何，学者意见不一。西格伦氏则以为源自西方。云：“吾人之行程，自汉口至雅州，自东北至西南，经过四川全省，自鲍女方室迄绵州之窟，次及江口之饰额，终于嘉定之壮丽的窟门正面。研究之物，自简单入复杂，而结果之满意，实无有逾于此者矣。此种渐进之程度，并非作用之殊，无论其建筑物在地面或地中，其内容目的皆同，且就葬仪方面言，坟墓与崖墓皆相类。则此两种葬式，並非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不同的风俗也，惟有两种墓所建造方法之殊异而已。此种方法，因所择之地域及一定之时代（纪元前后），互相假借，並互相存在于同一地域。坟墓与崖墓之间，有一联系之物，即石阙是也。河南、陕西、四川墓道之前皆有之，而其饰刻与承载窟额、框柱上之饰刻，又极相类。此种相近之点，又可以下列之观察巩固之，大凡崖墓发展程度最高之区（嘉定）附近，亦即阙体较大，饰刻最多之地。设若变更行程之方向，转由西南到东北，自川边至渭水，吾人又见崖窟与石阙共有之装饰较少，亦渐单纯。由是观之：有两种势力，发源于两地，其一在东方（渭水与山东），其一在西方，而相接于四川。前者聚土为坟之法，以土墓表示之，于入川通道中见之；后者凿崖为墓之法，如埃及、西亚、波斯之利用地势之法，尚未表露其行程。如将吾人所得材料综合研究之，必可断定其发源于极西，而不发源于中国，吾人今日敢自信也。”我国方欣安从而和之曰：“利用天然地势凿崖为墓穴棺椁之制，则除四川外，他省尚无所闻，惟古代埃及、波斯诸国则早有此制。设如此种制度系由西方输入，则约有三途可循。” 我们不敢苟同。就今日有限之材料加以推测：蛮洞于汉代既已极为发达，则蛮洞当起源于汉代以前。而蛮洞之中以岷江流域的新津、乐山的规模最大，雕刻装饰亦较繁缛，他处如嘉陵江下游青木关一带的，不但规模较小，且没有装饰。由此可知蛮洞文化的中心地为新津、乐山一带。乐山以南，绵阳以东，则为此种文化的边缘。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云：望帝“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嵋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是蜀国在西川一带，正即蛮洞文化中心地区，疑蛮洞与蜀人不无关系。 《华阳国志・蜀志》又云：“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椁为纵目人冢也……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日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 石笋当即今之墓阙。五丁其人，据吴敬恒诠释，以为即蜀石工之有力者，移山即凿山之谓；《蜀志》又云蜀王遣五丁迎石牛，亦即凿山开道之谓。可见蜀人之精于石工。蜀人既可以精良之石工技术治石棺石椁及石柱，则凿崖为墓，或亦源自蜀人。其后相沿成俗，至汉世而崖墓文化的发展，遂达最高境界。吾人若认为此种设想可信，则蛮洞文化，当为古代四川固有之产物，而非传自西方者矣。
四
青木关江家岗蛮洞出土的磨制石斧及绳纹陶器，为新石器时代遗物是无可疑的。盖四川近日出土遗物甚多。据华西大学叶长青（J.H.Edgar）、戴谦和（D.S.Dye）、葛维汉（D.C.Grah-am）等人的调查发掘。岷江流域如嘉定、峨嵋、灌县、汶川；长江流域如泸州、万县、重庆、宜宾各地均有石器时代遗迹。新石器有打制的、打磨制的、打琢磨的、磨制的四种。郑德坤于华西石器文化，曾作如下的编年，即第一中石器时代：包括华西打制石器之一部分，华北新疆满州打制石器之一部分，广西洞穴文化之全部，安南华宾巴宋文化遗物之一部分及马来华宾或苏门答腊式石器之一部分。第二新石器时代前期：包括华西打磨石器之一部分，满州打磨石器之一部分，安南打磨石器或原型石器之一部分及马来打磨石器之一部分。第三新石器时代后期上段：包括华北打制石器之一部分，满州打磨石器之一部分。第四新石器时代后期下段：包括华西打磨石器之一部分，华北新石器时代后期遗物之全部，满洲新石器时代后期遗物之全部，华南新石器时代后期遗物之全部，安南新石器时代后期遗物之全部及马来新石器时代后期遗物之全部。第五石器铜器过渡时代：包括华西磨制石器之一部分，华北石器铜器过渡时代遗物之全部，满洲石器铜器过渡时代遗物之全部，华南石器铜器过渡时代遗物之全部，安南石器铜器过渡时代遗物之全部及马来石器铜器过渡时代遗物之全部。郑氏之分期，目下以遗物出土过少，其确实性尚成问题，然四川新石器后期文化的普遍存在，则是事实。葛维汉曾称：“石灰岩及火成岩制成的石器，属于新石器时代后期者，在四川全境而至中亚细亚一带均有存在。” 青木关蛮洞出土之石器，全系磨制，当属华西新石器时代后期遗物；而绳纹陶片系轮车所制，绳印纹极为整齐，其时代亦与石器同。 石斧及陶片之时代既明，而此种遗物竟出自汉代的蛮洞，二者年代的矛盾，应作如何解释？查青木关蛮洞出土石斧，表面有锄痕数处，边缘又残缺不全，陶片破碎尤甚，洞内堆积又极混乱，由此可知石器或为蛮洞中的一种实人物而非自然堆积的，即石斧陶片原在他处，经后世搬运而突入洞中，故造成此时代矛盾的现象。今日蛮洞与新石器时代遗物二者互相关联的材料，至为缺乏，在他处蛮洞尚无同样遗物发现之前，我们只能作如是解释。
文章来源：1948年《民族学研究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