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中毕业的我和千千万万的中学生一样，下乡当了知青。俭朴的生活，封闭的环境，繁重的劳动，让我很快学会了独立。但是，一件突发的事情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必需品极为匮乏。每人每年供应一丈五尺的布，布票是在年前发放，各队统一到公社领取。
我们的布票本该生产队会计去领，因为公社的秘书来队里办事，就把我们的布票带了下来。谁知，那天会计走亲戚不在家，因我住的地方离会计家最近，公社秘书就把布票交给我暂时保管。全生产队三百多人的四百多张布票，有厚厚一大沓，我顺手将它放在了我房间的箱子上。
那个年代家家都穷，只有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以及几件破旧衣裳，根本就没有可称为财产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没有随手关门的习惯，更不锁门，那是真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而我们知青更穷，也不锁门、不锁箱子，再说我的箱子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那时候知青们常常相互走动。一个姓许的男知青老爱往我这里来，如果不理他，他就会站在院子外大喊“正华——正华——”喊得全生产队人都听得见。那时我才17岁，什么都不明白，也不好公然赶他走。每次他一来，我就只好借故溜掉，可即使我溜掉了，他仍赖在屋里不走。有一次他说：“你不用躲我，上天入地我也能找到你，躲不掉的。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还不行吗？”我哪里敢相信他！
就在这一天，他又来了。他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我又故技重演，说去找队长借点东西就溜掉了。他看穿我似的嬉笑着追出来，说：“你去吧，我给你看家！”
我在队长家磨蹭了半天，就叫队长的幺儿去侦察看看他走了没有。一会儿，他神神秘秘地一溜小跑回来，挤眉弄眼地说：“走了，走了，我看到的，刚走。”我这才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我回到家里，发现地上干干净净的，水缸里的水挑满了，柴也劈了一大堆……突然，我看到箱子，箱子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顿时如五雷轰顶，一股凉气从头冷到了脚—我记起了布票，那可是全生产队三百多人明年一年穿的衣服啊。
我赶紧四处寻找，从箱子到床上到桌子到床下到厨房……始终不见布票，这怎么得了，弄丢了可就闯了大祸了！
我想，肯定是许知青把布票偷去了，除了他没有别人来过我家。我顾不得多想，扯开嗓门大喊：“抓小偷啊，抓小偷啊，小偷把生产队的布票偷跑了——”这一喊，全生产队的社员几乎都出动了。大家围追堵截，终于把许知青围得死死的，不由分说地扑上去一顿饱拳，打得他分不清东南西北。
他急了，一边遮挡，一边问：“你们为啥打我？”我哭着说：“你把我们生产队的布票偷了，你还给我，不然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他一听，连声说：“我没偷，我没偷！我偷布票干什么，几百丈，我又没钱买……”他话音未落，几个社员对他又是一阵猛揍：“狗日的，连有多少丈都清楚，还说不是你偷的！”
一些女社员也恨得咬牙切齿：“你偷什么不好，偏要偷我们的布票。如没有了布票，明年我们穿什么！”他已经被打趴下了，不停地求饶：“我真的没偷，我真的没偷，不信你们搜！”他一边说，一边向我投来乞求的眼神。
愤怒的人们再次围了上去，眼看他又要挨一顿暴打。我又气又急地责问他：“你没偷，那你把布票藏到哪里了嘛？”我把它放在了正华的箱子里！”我一听，气极了：“你胡说，我把布票本来就放在箱子上的！”
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先把他押回去，要他找出来。找出来便罢，找不出来，就把他捆起来交官！”于是，大伙儿一路推推搡搡把他押了回来。他鼻青脸肿的，几乎站立不稳。在大家一遍一遍地逼问下，好一阵他才回过神来，指着箱子说：“布票在箱子里”。
我走过去哐当一下打开箱子：“你们看，哪里有？”不等他反应过来，一伙男社员扑上去又踢又打：“狗日的，还不老实！”他挺不住了，抓住我说：“正华，布票我真的没拿。那么多布票你随便放在箱子上，又没上锁，我怕被偷了，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才把布票放在箱子底，用衣裳压住了。”
我翻开箱底，一大沓布票端端地躺在那儿。我们傻眼了，你望我，我望你，面面相觑。冤枉了他的一片好心，还不给他解释的机会，把他打得这样惨……这时，社员们东一个西一个都悄悄地溜了。我一时语塞，不知该怎样表达我的歉意，走近他说：“这么冷的天，我看你伤到哪里了！”他轻轻地推开我，退后一步。“那你在我床上躺一会儿吧，我煮饭给你吃。”他拒绝了，坚持要走，说天太晚了，怕别人说我的闲话。听他这样说，我心里既感动又内疚，就问他：“那你下次还来吗？”他定定地看着我说：“不来了，以后我不会再来了。”“你怨恨我？“……”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踉踉跄跄地离去。
从此，他走出了我的视线，走出了我的生活。四十多年了，再没有他的消息。
（万正华口述，周荣琪整理）
注：口述者系1974年下乡南江县正直公社知青，整理者系1972年下乡巴中县果敢公社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