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反”没有揪出我们知青中的反革命，却彻底摧毁了我们的革命斗志。“尖刀造反队的大方向错了”——它既不是革命组织，也不是反革命组织，它是“中派”组织。这无疑是给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头一棒，社办场是“修正主义的温床”，要“砸烂社办场，彻底闹革命”。原来我们拼死拼活地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却是躺在了“修正主义”的“温床”上。一切都乱套了。场长回家了，指导员跑了，那几户本地的社员也回到了原来的生产队。没有了领导，造反队的头头也被“镇反”打趴下了。
“走走走，回重庆去！不干啦！”
屋外传来一个同学的大声吼叫，“要革命的跟我杀回重庆去！”多数同学齐声响应：“对头，三年啦，也该回去探亲啦。”
“同学们，”这时张方伟站了出来，“大家想好哟，现在要是都回去了，林场硬是真的要垮了哟！”
“垮就垮！未必你还有办法哟？”
熊开达是林场的保管员，也算是曾经的干部吧，他说：“要是下队的话，那就是一个人去一个生产队，是集体生活好还是单个人生活好？再说了，谷子马上就要黄了，棉花也要收获了，我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眼看到手的粮，到手的钱，都拿去打水漂？”
“对头，”我和刘祖福极力附和，“划不来，要回去探亲等到忙过了，或者分期分批地回去。”
开达又说：“回去探了亲，总还要回来，如果都回去，回来吃啥子？”
最终，林场只剩下四男一女五个同学：张方伟、熊开达、刘祖福、谌英芝和我。劳动力实在是紧张了点，田里的活儿归我们四个男生，家里的活儿就只有英艺一人干了——煮饭、喂猪、晒谷子，牛草由我们带回来。
林场共有二十多亩水稻、七八亩棉花、四头猪、三头牛。那十几亩红苕，离成熟还早得很，可以吃的时候就吃一点挖一点，反正挖回来也不好保管。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收割水稻。上山砍了几天柴，就等着开镰收割了。
一、割谷
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我们扛拌桶的扛拌桶，扛挡席的扛挡席，背着背篼，拿着镰刀，走向稻田，开始了收割。
我们四个人每两个人轮流割谷子和拌谷子（脱粒）。拌桶里有一背篼了，就装满一背篼，背回林场的球场，由英芝翻晒。
骄阳似火，初秋与盛夏一样的炎热。
火辣辣的太阳烤在身上，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也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稻田里的水。为了磨练意志，开达索性连草帽也扔了。草屑和溅落的谷子粘在头上和脸上乃至全身，一个个好像稻田的卫士。臂膀被稻草割开无数道血口，血虽流不出来，但很不舒服。
长时间的弯腰，腰痛得简直直不起来。冬水田还好点，人陷在泥里，腰弯得不太下去，人要好受点，而且水温和扬起的水滴可起到降温的作用。旱田就不同啦，地表的潮湿被太阳照晒，一股热气往我们的身上涌，就像是在蒸桑拿。没有了水的“滋润”，浑身被稻草割开的口子在汗水的浸泡下不知是痒还是痛，难受得不得了。旱地的泥土不陷人，人站在地里割谷，腰就要弯得更多。
沉重的劳动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也少了许多语言。大家除了互相鼓励要“坚持”外，毛主席语录就成了我们的精神力量。
那天是我扛的拌桶。我个子最小，但我不服输。拌桶有一百多斤重，我总不能老是让方伟他们扛。崎岖的田间小道弯弯拐拐，上上下下。拌桶扛在肩上，重心太高，摇摇晃晃，我几次栽倒在田里。我后来掌握了平衡，终于制服了它，把拌桶扛到了与一队接壤的旱田里。
太阳爬到几竹竿高了（没有钟，看太阳高低掌握时间），我们还没吃早饭。“方伟，是不是回去吃饭了哟？我的肚皮都‘巴’（粘）到背脊骨喽！”
“要得，马上。”方伟回答，但就是不见行动。
“毛主席说，”开达接过话来，“‘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早上凉快，多干一会儿，把这块田割完我们就走。
来，我们两个来比比看，看哪个割得快。”
我无话可说，只有继续割谷子。突然，只听“哎呀”一声惨叫，开达捂着他的右手（他是个左撇子），痛苦地坐在了地上，鲜血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
“啷个啦？啷个啦？”方伟和祖福丢下手中的谷把奔了过来。“小心点嘛！饿得都打翩翩了，不晓得还比个啥子赛。”
“没得啥子，指拇没有割断，还连起的。”这时的开达已经镇定自若，把自己的烂衣服撕下一条布巾，包裹好伤口，又继续割稻子去了。望着坚强、倔强的开达，我很是佩服。
太阳越升越高，肚子越来越饿，可谁也不提吃早饭的话，像是在跟谁赌气。开达其实也饿得不行了，只见他跪在地里，吃力地挥舞着镰刀，嘴里还念念有词：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精神有时也许确实会产生粮食的作用。这一天我们吃早饭的时间已经是12点多钟了。
一个多星期，水稻收回一大半，我们每个人却瘦了一大圈。那不仅是累的，主要是营养跟不上。每顿都是红苕干饭、酸菜汤、泡咸菜，没有一点油荤。英芝每天在烈日下翻晒着谷子，同样是挥汗如雨。
牛叫唤了，就把它们一头头牵出来，拴到屋后的树林里，让它们就近吃一点草，然后等着我们收工带点青谷草回来。给我们煮饭的同时，还要给那几头嗷嗷狂叫的饿猪煮猪草。林场凡是喘气的，不约而同地显现出一种饿相，都可怜。
看见英芝那么劳累，我心疼她，可也没办法，人太少了。好在那时陈明善和童明惠回来了，晒谷子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他俩身上，也好方便他俩耍朋友。
二十几亩水稻终于全部收回来了。
晒干，扬净，还背到木楼上。这时的农活松了一大截，只是小春作物还没耕种。
二、榨油
有一头猪儿肥了，按理可以改善伙食了。可当时国家的政策是不准随便宰杀的，必须先卖一头给国家，然后再杀一头自己吃。于是，我们抬着自己养的肥猪，走了三十里山路拾到清江区经营站，卖给了国家。毛重150斤，每斤四角四分一厘四，六十多块钱，一分不少人到开达的“保险箱”（小木箱）里。
农村吃的菜油都是自己生产，把油菜籽拿到榨油坊自己榨出来的。前两年林场有农民在，这些事不用我们操心，我们根本就不会榨油。通过两年农业劳动，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农活，榨油也算是我们必须学习的一课吧。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去油坊沟榨油。
我见过两种榨油方式，一种是千斤榨，一种是雷公榨。我们林场山背后刘家沟的油坊是“千斤榨”，也就是将油菜籽炒好，磨细，再经过碾磨，蒸熟，用谷草包成一个个油饼，整齐放在千斤榨里，然后拾上条石压在上面。要不停地加石头，不停地加压，直到压出油为止。
榨的菜油真香，十里八里就能闻到油坊的香气。几十斤油背回林场，我们急不可耐地想炸一顿“狗卵坨”（面疙瘩），那可是那些年代仅次于荤菜的食物。
“不行！”开达又发言了，“只有这么几十斤油，还是要节约点吃，等他们都回来了再炸。”
那年的七八月，重庆武斗正酣，交通中断，回重庆的同学们一直没有回来。
“95”命令下达后，武斗逐渐平息，我们猜想同学们该回来了。开达说由于武斗，重庆蔬菜供应紧张，很难吃到新鲜蔬菜，我们现在多种点蔬菜，迎接同学们归来。
说真的，好想他们回来呀。小春还没播种，季节不等人啊。
说干就干，国庆刚过，什么山东大白菜、重庆瓢儿白、酒罐萝卜、本地芹菜，水灵灵地铺满了我们的菜园，就等同学们回来尝鲜了。
三、失守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他们盼回来了。可是曾经的战友们，完全变了模样。
赶场，睡懒觉，玩，就是没有人下地，没有人干活。开达还想成立什么“飞鸣镝战斗队”，以期重新把同学们组织起来，可谁还有心参加？唯一使大家能够“自觉”劳动的就是背谷子到水宁粮站去换粮票，而且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后来发展到连楼梯都懒得爬，干脆把楼板打个洞，把谷子从楼上直接放下来用背篼接。
“熊开达！把钱拿来分了！”一个同学气势汹汹地说。“这还了得！”只见开达猛扑到床上，坐在他的保险箱上：“哪个敢动集体的财产，老子跟他拼了！”我们几个马上围了过去，保护着开达，但最终还是把那卖猪的钱平分了。
方伟他们四个人决定也不干了，回重庆探亲去。我因平反后回去过一次，开达就叫我再坚持一下，坚持到他们回来。
他们走后，我一个人愈加显得“势单力薄”，好在裴寿明帮了我不少忙。
球场边那块“圈脚田”，有八分面积，是种的棉花。我一个人拔田里的棉花秆，双手打起了泡，但是我还得从牛圈淘粪，背十几背篓牛粪到地里，耕地，刨厢，播种，掩土。
眼看天越来越冷，我们的“板田”一块都没有耕（过去农村的冬水田要耕了才能过冬）。我叫上寿明，他会耕水田。谁知刚一下田，牛就冲上田坎。
寿明对我说：“算了，你也莫做了，你一个人做又有啥子用嘛？”
我受不得一点委屈。想起镇反时有人说我是“政治扒手”，现在又是“假积极”，我彻底动摇了。但不忍眼看白花花的棉花烂在地里，于是我又背着背篼出去摘棉花。这天回来，我走到厨房揭开锅盖，锅里却干干净净…气急败坏的我噙着眼泪，直奔公社，找文书谢斗文开了张探亲证明。
得知我要回重庆的消息，公社书记张政发赶到林场，站在我的床前（因大雨屋里进水，为防潮湿，我们的床都吊在了空中）语重心长地说：“天保，你要是也走了，林场怕是真的要垮了哟。”我从心里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但当时的我已控制不住自己，泪水哗啦啦地流了出来。
离开林场，冲下李家河，爬上斯连垭。我回头望了望印盒山上的林场：对不起，不是我不守了，我实在是守不住了！
（戎天宝，系1964年下乡原巴中县斯连公社知青）。备注：斯连公社就是现在的水宁寺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