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腊月的一个晚上，穷人纷纷传说通江县城里来了红军，红军是救穷人的，接着第二天第三天又传来红军已打到杀牛坪、清江渡，军阀田颂尧的队伍大部被消灭。那些天，我家乡的穷人们也活跃起来，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议论着。消息不断地传来，红军在毛浴镇、洪口打土豪分田地了，开仓济贫了。大家听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消息来得这样快，喜的是来了大救星。但地主们却怕得要命，都纷纷跑到县外或山上躲起来。家里只留下他们的女人跑到穷人家说好话，同时还送米送盐拉拢穷人。
果然不出三天，过街楼来人传述，红军到了过街楼，成立了乡苏维埃。并要求穷人出来组织村苏维埃，准备下一步打土豪分田地。消息传来，不到三天，村里的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全跑光了，只有狗腿子的家属在村里到处骂地主(保长),以此掩盖自己的罪恶，企图混入穷人当中。穷人对他们早已恨之人骨，当然不会上他们的当。红军来后，穷人们组织了村苏维埃，对罪大恶极的地主、狗腿子等一律格杀勿论。
我家住在通江县过街楼乡（三合乡，后属于麻石镇）的中岭梁，家里很穷。7岁时，家里的田地已当卖一空。父亲早死，母亲一人纺线织布养活着我们兄弟三人。吃的是猪狗食，穿的是麻布片，夜间盖的松树叶，生活非常穷苦。为了想认识几个字，母亲让我给富农放牛(每天放半天牛),换来的稻谷给老师，真是受尽了人间苦。红军到我们村时，我才13岁。在大人们议论红军时，就和苟梁书、苟泽书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商量参加红军。虽然我们这些穷孩子，当时对革命毫无认识，但是多年来家庭父母遭受地主的压榨和残酷的剥削，以及自己的悲惨生活，对地主和他们的狗腿子都有刻骨的仇恨。所以，听说红军是为穷人开仓济贫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我们真是欢喜若狂。于是就在一个晚上，约定在鸡叫头遍的时候，都到院门外大青杠树前发誓说：“坚决参加红军，决不半途回家。”就这样，我们5个人背着大人偷偷到过街楼去参加红军。早饭后到达过街楼文昌庙红军赤卫军大队部。
大队部的负责人接见了我们。对于我们5个人的申请，只同意留下苟泽书当红军。其余4人他都不要，说是“太小了”。但我们4个已经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不回家。在红军大队部一直磨了一天。天快黑了，回答还是“太小了”。我们正商议找赤卫军副大队长王永秀(他是我隔房姑父的弟弟)说情时，除苟绪书没有老人外，我们4人的母亲都赶来了。她们担心我们太小，不让我们离开她们，跑来接我们回去。我们4个人任凭红军负责同志千劝万劝，也不回家，一定要参加红军。最后，她们看到红军对我们很好，也想通了。有的说：“让这些娃娃当红军吧!回去也是受罪。”有的说：“红军太好了，让他们跟红军走我也放心。”我们听到后，信心更足了，当晚就找人去继续求情，要求负责人让我们参加红军。他也很同情我们。最后说：“明天天不亮部队出发到王家河打土豪，你们跟在部队后面走，再向大队长(老红军)慢慢要求吧!”就这样，我们跟着红军赤卫队跑了七八天，最后大队长对我们说：“年纪太小，可是很活泼。”于是，就同意我们参加了红军。
苟等3人分到各队去了，我留在大队部当勤务员。随后不久，部队整编为3个大队，分别向刘坪场、卧龙寨等方向进行游击活动，并掩护各级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1933年春，白匪军分数路向刚建立的苏区围攻时，我们便随部队撤退至通江县城北之炮台山地区开始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苟元书，1918年出生，四川通江县长滩乡（现属于麻石镇管辖）人。1933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长征。曾任班长，文书，政治指导员，师部参谋，太行军区五分区作战股股长、团参谋长，侦察科长，河南军区作战科科长、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淮海、渡江等战役。建国后，历任海军青岛基地供给部副部长兼秘书处处长，后勤部副部长兼海军军械部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部长，海军装备监造部部长兼工委五总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常规兵器工业总局(五局)副局长，第五机械工业部弹药局(五局)局长、五机部生产司司长，1977年任五机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第二、三届副理事长，中国兵器质量管理协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4年离休，1999年逝世于北京。
历史造就英雄，都是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