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义亭（1909—2002），四川营山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川陕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省邮政局局长。
祝义亭回忆：1932年12月25日那天，有点冷，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到了通江县城，红军一来就首先占领了邮政局，红军刚驻进邮政局他就报名参加了红军。随红军一起在县城里开展工作，没过几天通江县城里建立了通江苏维埃政权，文炳林同志当选为通江市苏维埃主席，他当选为通江市苏维埃内务委员。不久，他由通江市调赤江县委任收发员。他曾陪同省委书记袁克服到新场坝一带去检查工作。
1933年8月1日，巴中召开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上熊国炳同志当选为省苏维埃主席，余洪远同志和他当选为副主席，他还兼任了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省邮政局长。他同张国焘、陈昌浩、倪志亮等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很多。当时，省里的几个负责的最担心的就是粮食，因为要打仗，要建立政权，离了粮食是不行的，省里几个领导人下去工作都要催收粮食和检查粮食。一次他从万源检查粮食回来时，毛浴镇已开始砍断浮桥，开始撤退了。中途川陕省苏维埃改选掉了一些不称职的委员，他一直是省苏副主席、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省邮政局长。
他回忆：川陕苏区的邮电通信工作搞得很好。红军打仗离不了通信，做什么事都离不了通信，每打开一个地方首先就要抓通信建设。
省、县、区、乡都有邮政机构，省里的信只送到县上，县负责到区、乡。通信机构的名字不统一，有的地方叫邮政局，有的地方叫交通队，有的地方叫交通局，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都是送信的。邮局的邮票由上级财政部门印发，售完后将款上缴财政部门，邮局本身无权印制邮票。邮局不管电话，也不管运输。军队和地方都设有自己的通信机构，军队的通信由军队自行管理。邮局的公章、日戳都是木制的；衣服不统一，有什么就穿什么；通信人员只有饭吃没有工资，后来财政情况逐步好转，每人每月才发给了五角钱的烟草费。
他回忆：当时的交通主要就是送信，城市和乡村都有道路，没有专门管理道路的机构，有些小路不好走就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把该挖宽的地方挖下，该铲的地方铲一下，该砍刺草的地方砍一下；遇到要搭浮桥的地方，由地方发动群众去搭，军队派人指挥。当时的运输任务主要是地方向前线运送粮食，打仗时组织担架队，这些都是地方政府抽派劳力编成连、排，选出临时负责人，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在根据地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交通、邮电事业迅速发展，在建立组织、建立体制、巩固机构、疏通江河修建道路、发行报刊、建立邮政网络等方面做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为川陕苏区革命战争服务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川陕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力量，他为中国的交通、邮电事业的初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回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时期，对知识分子有怀疑，在内部搞反有三顶帽子，一顶是“好吃委员会”，一顶是“第三党”，一顶是“ABC”，这三顶帽子拿任何一顶都可以整人，那时有的同志头一天都在工作还是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坏人，抓去就不见了。抓罗世文和廖承志两个同志我是亲眼看见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巴中刚开完会在招待所睡下。天气有点冷，大约晚上两三点钟，外面在乒乒乓乓地打门，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送通知的，起来开了门，门外就进来了几支枪。罗世文和廖承志两个同志衣服都没有穿就被抓起来押走了。省邮局有三个同志，工作也很好，其中有两人是亲兄妹，他们是从白区跑到红军里来的。张国焘说从白区来的不放心要审查，派人把三个人抓去不知怎么处理的，后来就不见人了。红军到了通江的时候，国民党的邮政局长没有跑，张国焘马上派人抓起来，可能是杀了！你想张国焘连内部同志都整，还能放掉国民党的局长吗？他搞的极“左”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解放后，祝义亭历任湖北省委干校三队队长，湖北省商业厅储运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