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的六路围攻被粉碎后，我们的根据地基本恢复了。我们四军依然在东面取防御态势，十二师在万源及其以东百余里处，十师在宣汉、达县以北。10个多月的反六路围攻虽然胜利了，但由于长期作战，加上敌人的严重破坏，根据地元气大伤。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恢复根据地的工作，建党、建政，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对部队来说，在前线同敌对峙的同时，要加强整训，补充新兵。总之，反围攻一结束，地方和红军都在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热火朝天地投入到了艰苦斗争之中。
当时，最大的困难还是缺粮。在往年一年中的九十月份是秋收的季节，可是今年因为春夏的播种时节处于敌人的六路围攻的紧张阶段，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群众大部跑掉或躲藏起来，田地荒芜了。
胜利后，我们虽然恢复了根据地，但这时却没有收获。许多人在挨饿，红军也一样。特别是四军防区最严重。怎么办？
还是靠发动群众，组织种菜，种短期作物，到外面买粮、筹粮。还积极到敌占区去打粮，尽量取之于敌。一次，我们得到情报，十师前面的敌人新到了一批粮食物资，我即叫三十二团团长李走灼连夜派出团特务队。
第二天一早，他们果然搞回了物资粮食，还搞到了上千块大洋。这时，在四军十师的广大防区，霍乱流行起来，而且来势猛烈，我们军医院不几天就住满。病号不断增加，如果抢救不及时，二三天就会有生命危险，有的还没来得及进院就死去了。霍乱首先是在敌人那里流行起来的，还在以前同我军作战的时候，敌人的部队中不少人就死于霍乱。
敌人虽然被打败了，但霍乱的病毒却在他们的侵占区域内蔓延。根据地和红军纷纷组织起来抓预防、抓医治。我们的红军医院和地方医院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没有西药，懂得西医的人极少，只有中医中药，也只有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实践看来，中医中药治霍乱的效果是很好的。
有一个年过70的老中医，他的治疗有特效。不论病到什么程度，只要吃进了他开的药，就能活下来，他救下的指战员不计其数。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
当时，我们军部住在镇龙观西南面的一个村庄里，司令部住在旁边的一座庙内，一天早饭后，我到司令部，刚一坐下，突然身上不停地颤抖，感觉到浑身冰凉，接着就是连续不断地拉肚子，到午饭后即不省人事。
第二天上午9点，我醒过来，发现那位老中医站在面前，他安慰我再也没有事了。原来，我昏过去后，大家急坏了，连忙把老先生从百十里外抬来，给摸了脉，喝了药，不几个钟头，我醒过来也不泻了，接着又喝了两副药，病就好了。这位老先生，倾向进步，同情革命，相信共产党和红军，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了大功，后来一直跟随我们长征到了甘孜、炉霍，因无法过草地，遂妥善安排他回了川北。
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和红军齐心协力送瘟神，不久，霍乱的流行得到了有效控制，并逐步消灭了。这时，方面军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址定在清江渡。
会议规模较大，通知到师、团。因为我们四军当时还是处于防御态势，比较分散，参加会议人员各自走一条路。我也是独自去的。带了六个骑兵从镇龙观西南面的驻地出发，取道江口（即现在的平昌县所在地），前往清江渡。江口在得胜山南面，是两条河的交汇处，附近还有连绵的大山，山势很陡，镇子依山傍水，这里河水很深，因而也是水码头，有排和船只行走。
我们一行到江口爬那山梁子，山路很陡峭，牲口四条腿试探着向下伸，到江口宿营，住在镇边山上的一座庙内。清江渡在通江城和巴中城之间，镇子不小，比通江城还大。
会议内容主要是总结反六路围攻的作战经验，讨论军事训练工作计划。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和张国焘当时都住在清江渡。会上，张国焘、陈昌浩都讲过话，主要由徐总指挥作报告。徐向前总指挥总结了一年来反围攻作战的经验教训。指出：敌人对付红军的方法是：
防御时采取堡垒政策、坚工固守、经济封锁、反动游击；进攻时实行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分进合击的战术；
红军对付敌人围攻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即利用川北的有利地形，逐次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并予敌以大量消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待造成有利条件即集中兵力反攻，实行重点突破，以迂回包围手段，大量歼灭敌人。
在战役计划上，通过周密侦察，确实弄清敌方兵力配置、地形及道路状况，努力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在战术上，以各个击破来对付敌人的分进合击；发挥夜袭特长，对付敌人之据险扼守；以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骚扰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攻击时，集中兵力，选敌弱点，实施奇袭；防御时，工事要做得牢固，且要有纵深配备，求得更好地发挥火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并正确使用预备队，追击时动作要迅速、勇猛，向纵深穿插，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敌人。
接着，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结合战例，交流了经验，大家争着发言，气氛很热烈。我认为徐总的报告水平是很高的，对会议总结我热烈拥护。
会上，还表杨了一些团队。
会议开的时间不短，会上也分析了敌人可能发起新的进攻，要求作好准备。还办了训练班，由徐总指挥亲自讲课，主要讲战术的应用，包括集中兵力，进攻突破，运动防御，迂回包围等。清江渡会议很重要，它在红四方面军发展历史上有深刻影响。
会议期间，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同志请我喝酒，清江渡这一带是他们的防地，他要尽地主之谊。
那一次在庙垭场，他嫌我弄的酒少，不过瘾，也夸下了海口，他们防地里什么都有。
这一回，胜利了，心里很高兴，他搞了四大盘菜，鸡鸭鹅鱼，另有一面盆汤，一大壶加一面盆白酒，足足有十多斤，摆下了两个洋铁碗当酒盅，他先要一人一碗轮流干，我说不行，你喝两碗我一碗。老许真英雄，一碗酒端起来咕噜噜一下子就下去了，接着来第二碗，我们两个边干边吃，二三个钟头后，桌上的酒全光了，菜还剩下不少。刚吃完，他起身就朝外走，说：”找水喝去”。我怕他醉了，跟着他。他向总部住处摸。总部住一座楼房的二楼上，张国焘刚好在里面。许世友叫：”要喝水”！他手拿茶杯，”这是什么东西”！许世友又叫着。张国焘吓了一跳，连忙对我说：”王宏坤同志呀，你们快回去吧！”
这一回，许世友真醉了。第二天我问他的公务员，回答说他还睡着。第三天，许世友见到我，要求我们再喝一次，我谢绝了，说会议快要结束，得准备回去了。
清江渡会议结束后，我即往回赶。
当时部队的任务就是要加强整训，补充新兵，作好反击敌人新的进攻的准备，因为各师都有同志参加了会议，所以军部没有必要再召开会议，传达会议精神的工作由各师自己安排。
利用这个机会，我计划到各单位去看一看。第一站到军医院。这时军医院驻镇龙观。向医院院长周吉安同志和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同志了解了一些情况。
我们医院的同志们很了不起，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工作，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救死扶伤。
在反六路围攻中，收下的伤病员，一扎就是一大片，有时多达五六千。其中有四军的，也有兄弟部队的。徐立清等同志的工作极为出色，我们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在军医院，我还专门去拜防了那位中医老先生，他还给我作了身体检查，说恢复得不错，但需要调补一下，给开了五六副药。
下一步到四军后勤部，后勤部原驻洪口，反攻开始时，为供应方便，向南开到龙凤场。我到了龙凤场，见到了后勤部长秦辉灿同志和政委张德发同志。我们后勤部在反六路围攻中是立了大功的。
与刘湘作战，主要在四军防区，在那种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四军后勤部不仅要供应四军部队，还要供应一部分兄弟部队。
秦辉灿是一位优秀的后勤部长，在鄂豫皖时就在老十师当后勤主任，是一位”老后勤”，他经验丰富，办法多。在成立军部时，我们为了进一步加强后勤工作，又选择了张德发同志任政委，张德发原来是一个团的团长，工作劲头大，很能吃苦耐劳，他们的工作很出色。
一到后勤部，我即发现他们的工作很主动。正在千方百计地筹集物资、弹药、资金等，为部队过冬和新的反围攻斗争作准备，他们精打细算，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他们掌握物资，自己生活同样艰苦朴素，我对他们的工作很满意。之后，我又带张德发到万源。
我们四军政治部驻万源，十二师师部也在这里，军政治部主任徐长勋兼任十二师政委。
徐长勋向我谈了政治思想工作情况，当晚还一起看了军政治部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他们的文艺节目搞得很活跃。
十二师三十六团在万源西南前线，对着宣汉方向防御。我打算去看一看，徐勋礼陪同我，到那里的道路真险，我的马不敢走，畏畏缩缩的，徐勋礼骑的是一匹毛驴，别看个头不大，但力气比马还大，陡峭崎岖的狭窄小路，下面就是十余丈深的悬崖，它也有时四条腿聚在一起，但同样行走自如，不惊不惧。
三十六团团部住在一个镇子上，政委刘治潮同志在团部，我们去时，他们刚刚与反动会道门武装打完仗，部队得胜而归，大家情绪很高。
我们一行也就在团部住下来了。
（作者：烟雨江南花又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