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县澌岸镇清末民国的教育

一、清朝未年的教育

《巴中县志》载：清承唐、宋、明制，以科举取士，巴中学额初原定岁科两试得取文生十二名；道、咸、同、光年间，条例日增，学额遂有恩广、加广、永广之别；得合岁科正额及拨府学取至十六名，十九名之数；武生只举行岁试；光绪二十六年停武仕进试，三十一年停文试。

这段时期，民间只有几处私塾，澌岸场上设有一大馆。苏桂生、张香芹、赵仕敏等都先后在大馆内任过教。特别是赵仕敏终生执教，力戒烟赌。治学有方，德高望重。死后学生筹资立“清处士赵仕敏老先生之德教碑”于场口桥头，由巴中著名书法家王炳撰写碑文。

私塾多借用民房祠堂设馆，主要分布在今中和村的环山子、先丰村的陈家营、中心村，张家沟、娱乐村的玉皇观等几处入口较为集中的地方。无论“私塾”、“大馆”内都应立有“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神位”，每年夫子会都要大办宴席。能上“大馆”或“私塾”读书的，不是绅首财主的“少爷”；便是“殷实之家”的子弟。学制长短不定，《百家姓》、《三字经》为启蒙读物，《四书》、《五经》是必读的书。教学方法是：老师唱读，只教识字不讲解；学生跟读，通篇照背，囫囵吞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当时，澌岸有个人叫夏其玉，自八岁起读书，直到五十多岁，还叫自己的孩子拾着“大烟锅”一同上学；直读到父母年老无法下田时，他才硬着头皮去拉牛耕田，可是“犁头”直往里钻，他便使用肩膀抬犁把，哪知犁头越拾越深，万般无奈，急得痛哭流涕。

还有一位“老童生”，念书几十年，家中十几箱书能横流倒背，但代人写借钱的借条时，却从秦始皇统一货币写起，一直写到“铜元麻钱”；又写到有钱如何能使鬼推磨，无钱怎样寸步难行；再赞被借钱一方如何富豪仁义，表借钱者怎样穷困艰难，怎样感恩戴德…等等；使人啼笑皆非。

“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我乡只出了几个久考不入的秀オ。

二、民国时期的教育概况

民国时期我乡的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民国初年，办学的仍采取私人设馆的形势招收学生。当时，全乡有私塾十三所，有私塾先生十四人，学生约三百余人，先生薪金主要来源于收“学钱”，由学生家长和先生议定：一般以米计算，根据学生多少而定，每人每年交米二至四斗（一斗四十斤）。

后来，澌岸场附近两个保的群众筹钱，献物，于场镇后面文昌官的左侧修建”义学堂”，基建面积约二百平方米，内含教室两间，寝室三间，厨房一间。这段时间“义学堂”内有教师二人，学生五十余人。

《巴中县志》记载：民国十四年，巴中县“劝学所”将“义学堂”更立为“澌岸沱初级小学”，乡间白岩坝设立“白岩坝初级小学校”。

1933 年，民国政府兴办“保国民学校”，由县教育局任命校长、聘请教师；按当时规定设置课程有：国语、算术、公民、音乐、体育、图画等，教师薪金由政府拨发，除将澌岸沱初级小学校、白岩坝初级小学校更名为保国民学校外，又在乡下五龙宫 (现中心村)、观音寺（先锋村）、玉皇宫（娱乐村）、米粉垭（米粉村）环山子 (中和村) 增设保国民学校五所。

民国时教育情况统计 1932年-1935年

1942 年，“澌岸沱保国民学校”由当时在街保保长苟在方兼任校长，乡下的六所保国民学校校长均由各保保长担任。

《平昌县设治局概览》记载：1944 年“整顿国民教育，将各种私塾改良为代用小学一即私学公办，以期教育普及…国教基金会在原管县属代每保早已筹资三百元。据查多属乡拉用并未发挥效力，因而经费支出，学校几至倒闭。设治局接管后于本年度从新整理，每保筹资十万元，由地方公证细士照章组织保管委员会，掌放生息、裨裕教经”。

民国后期，政府更加腐败社会日趋黑暗；无论“县属时代”每保筹集的三百元，还是“设治局”接管后每保筹建的十万元，绝大部分皆被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巧立名目据为已有。乡公所将学校“公学产”土地平整为反共自卫队的操场。

民国时澌岸乡教育情况统计表

整个民国时期，我乡小学教师不仅薪金微薄而且工作毫无保障。每到暑假、寒假，无论在职教师或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都得托人说情送礼，以求谋得一张聘书—主管教育人员的亲信要安插，地方乡政保甲的裙带关系要解决等等，这就使小学教师不寒而栗的“六腊战争”。本来就十分微薄的教育经费又被层层扣压贪污，真正用到教育上寥寥无几，以至校舍破滥不堪，教师生活清苦无着，因此当时我乡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学龄儿童被拒之门外。49 年，全乡仅有学校十九所，教师二十人，学生五百余人。

这一时期，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方法简单手段粗暴；对学生实行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不能背书，作业完成不好，违犯了学规，轻则打手心，重则罚跪，更有甚者跋板凳上打屁股，校内、社会上普遍遵循的教条是“不打不成人”、“黄荆条子出好人”及“不打不足以显示师道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