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臣议复与皇帝裁定
九月六日，道光帝谕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核议具奏。因事涉吏部、兵部，最终由军机大臣会同吏、兵二部共同核议。
十月十一日，军机大臣曹振镛等会同吏、兵二部堂官将核议结果具奏请旨。在折中，议复大臣们细致察核三省所改缺分，对照互换条例，发现前列添改各缺大都与定例不符，例应议驳。但考虑“巴山老林毗连川陕楚三省，幅员辽阔”，且是“钦奉谕旨命蒋攸铦等三省督抚确勘会议”之事，故又大作变通。变通体现于不仅认可三省行政建制之添裁移改，亦准许厅、县官缺之新定变更，尤其将“尤属有违定例”之知府缺分改动也予议准，更是打破了常规，未按套路出拳。
从三省督抚合奏的内容可知，无论是陕西砖坪厅，抑或四川城口厅、太平县，还是湖北白河口厅，均定性为“边缺”。所谓“边缺”，即边地官缺，目的是鼓励官员出任边地，五年俸满，遇有缺出，保题即升，予边省官员在选任方式、历俸时间和迁转仕途上以优待，并因地命名，形成“苗疆缺”“夷疆缺”“烟瘴缺”“海疆缺”等不同类型。而边俸之地范围较窄，仅有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及福建台湾府、广东琼州府等地，湖北、四川、陕西三省均为腹地。此时中枢大臣打破固有的边腹俸划分标准，认同蒋攸铦等人所请将新设之城口厅等四缺定为边缺，集中体现了中央官府眼中的边地观念——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地区，还包括官府控制薄弱的内地区域，尤其是省与省之间的交界区域。但枢臣们也并非一味认同，对于高于知府的道员，因是兼辖官员，远离基层事务，且关涉皇帝选任权限的变更，则将改缺之请驳回，令陕安道、安襄郧荆二道“仍作为请旨缺，不准在外题调”，于变通中又有坚守。
议复中，也有反对的声音。以那彦宝为代表的吏部侍郎等堂官对军机大臣的变通不以为然。与军机大臣的议复相比，吏部官员明显是从维护皇权和谨守定制的角度出发，在选任思想上更趋守成。两种意见最终由皇帝决断，道光帝裁定：
前据四川总督蒋攸铦、陕西巡抚朱勋、湖北巡抚毓岱等奏《会筹川陕楚老林情形，请添设厅治营汛》，当降旨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核议具奏，兹据曹振镛等英和等那彦宝各具摺陈奏，朕加批览，川陕楚老林地方，幅员辽阔，近年开垦日广，客户增多，山深路险，稽查难周。该督等请将同知、通判、知县、佐杂并守备、千总酌量添设及改选为题之处，系为因地制宜起见，军机大臣、吏兵二部均各议准，著即照所议办理。至道府职分较大，若将陕安、安襄郧荆二道，汉中、郧阳二府一概改为在外题补，不惟有违定例，且行之日久，易滋流弊，著俱不准改为题缺，仍照旧例行……应如该督等所请太平厅同知并训导、照磨各一员，均准其移驻城口地方，即将城口经历所营地方划归管理，作为城口厅同知，定为题缺，五年俸满，保题即升。训导、照磨均仍定为选缺，其原设城口经历一员，准其移驻高观寺场地方，分防弹压，仍定为繁缺，归城口同知管辖。其太平厅原管地方，应准其添设知县、典史、训导各一员，以资经理。查知县、典史川省既无可裁抵，应免其裁抵。其训导一缺，准其将筠连县训导裁抵移驻，仍定为选缺。至巴州所管之锅团圆、秋坡梁等处，通江县属之竹峪关、黄钟堡等处，均与太平县相近，应准其改隶太平县管辖。其太平县定为题缺，五年俸满，保题即升。所有城口同知、太平县二缺均归绥定府管辖。又通江县属之竹峪关，既改为太平县管辖，自应由太平营派拨千总一员、兵六十名前往分防。其通江营原派驻防竹峪关汛弁兵，即撤回通江营，以昭划一。
《清实录•清宣宗实录》卷之二十四“道光元年辛巳，冬十月”亦记载了此事：“先是四川总督蒋攸铦、陕西巡抚朱勋、湖北巡抚毓岱奏《遵旨会议各该省边境老林，置官防察》：请移四川太平厅同知驻城口，添设训导、照磨、各一员，移原设城口经历驻高观寺场，复太平厅为太平县，设知县、训导、典史各一员，均归绥定府管辖。裁筠连县训导缺。改巫山县属之大昌汛千总为守备。裁大坝营守备缺。拨太平营千总一员、兵六十名，驻通江县属之竹峪关……得旨‘川陕楚老林地方幅员辽阔，近年开垦日广，客户增多，山深路险，稽查难周。该督等请将同知、通判、知县、佐杂并守备、千总酌量添设，及改选为题之处，系为因地制宜起见。军机大臣、吏兵二部，均各议准，著即照所议办理。至道府职分较大，若将陕安、安襄郧荆二道，汉中、郧阳二府一概改为在外题补，不惟有违定例，且行之日久，易滋流弊。著不准改为题缺，仍照旧例行。’”
经过三省督抚与枢臣的互动博弈和皇帝的裁定，新的地方行政建制和人事管理体系，最终在川陕楚边区建立起来。
（周书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