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

六、政治动员的效应分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川陕苏区高度重视妇女这支力量，十分关心和支持妇女运动。黄道炫的研究表明，苏区的建立，中共对妇女采取种种政治动员举措，妇女权利、地位发生极大变化，是中共最受广大妇女拥护的重要原因。73在残酷战争环境下，中共发挥政权的主导作用，通过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五维路径，对广大妇女进行了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动员，使其无论在扩红、生产、支前、战勤方面还是直接组织妇女武装方面，都发挥了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向世人展示了巾帼风采。

其一，推进扩红运动。

川陕苏区的广大妇女是扩红运动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需要不断扩充兵源。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下，广大妇女通过政治上、组织上的宣传动员，召集红军家属开联欢会，加紧优待红军家属等方式进行扩红运动。例如罗显德的母亲罗王氏是刘坪区尖包岭乡的妇女代表，她积极宣传党的“打富济贫”政策，动员15个妇女参加红军或苏维埃地方工作。74苏区妇女都把动员亲人参军参战作为头等光荣的大事，她们将丈夫、父子、兄弟送到前线，有些是把全乡全村全家勇敢的男子都一齐送上前线，并鼓励他们英勇杀敌，报效党和苏维埃政府。因此，当时在苏区区域内出现了妻送郎、母送子、兄弟争当红军、父子同参军的动人场面。

其二，做好生产、支前工作。

随着战争的加剧，中共十分重视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在农业方面，妇女们在男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成了农村劳动生产的主力。她们积极参加春耕、秋收运动，担负起替红军家属代耕的任务。正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苏区广大妇女的艰苦努力，川陕苏区夺得了农业生产的丰收，保证了军需民用，从而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75显而易见，川陕苏区农业生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广大妇女功不可莫。

战争的消耗巨大，红军的供养主要靠苏区人民提供。在中共的领导下，川陕苏区妇女广泛参加革命斗争的各种组织，从政权机构到群团组织，从战斗组织到生产组织，参加的人数多、规模大。新剧团、医院、运输队、担架队、被服厂、地方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中女同志占有相当比例。省、县、区有妇女部，乡有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后改为女工农妇会），村里有妇女协会小组。各种各级妇女组织努力动员，把苏区广大妇女联系在一起，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部队。广大妇女以极大的热情支援前线，担负着侦察、站岗放哨、向导、兵运、宣传、运输、武装交通、担架、救护、后方警戒、巡逻、策反瓦解敌军士兵等各种工作。她们还为红军赶制军鞋、袜子、衣服和被褥，组成洗衣队、补衣队、慰劳队为红军战士们服务。

其三，积极参军参战。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组建的妇女独立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独立且规模最大的正规妇女武装。关于这支妇女武装，笔者已有专文探讨，此处不赘。

因此，从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和战勤工作的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川陕苏区妇女是“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但是，在充分肯定中共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效果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断的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进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导致川陕苏区地域的“变定不居”，这也就决定了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妇女的政治动员必须围绕着支持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直到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之时，反复反思、摸索经验和逐步行进，成了中共在妇女运动中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虽然提出关于妇女工作的各项主张和措施，也采取了多种形式对妇女进行动员，但川陕省委对妇女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妇女工作开展的并不尽如人意，实质进展缓慢，川陕省“党的领导表现了落后，不能适应各种的方式组织广大劳动妇女的斗争，党的妇女部没有系统的工作。”7为巩固苏区和粉碎国民党四川军阀的进攻，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对妇女工作进行了反思，号召川陕省委所辖各级党部“注意争取妇女特殊利益，从斗争中扩大党员中的劳动妇女数量，并注意吸收积极的劳动妇女参加各种领导机关工作。”

1933年12月11日，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特别将妇女运动单独作为讨论的议题，并提出党要健全妇女部的工作，加强对劳动妇女的领导工作。791934年10月，周纯全在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直接指出，川陕省委在党的群众工作包括妇女工作方面存在很多缺点，并强调重视妇女组织在分田分地、苏维埃选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苏维埃要重视妇女的诉求。

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战争，不仅是军事战争，更是政治战争，而这种战争的胜负主要是由正确的政治策略与广大的民众力量来决定。这就决定了川陕苏区的妇女运动必须服从并服务于苏维埃运动的总目标。

对广大妇女自身而言，她们参与中共革命的初衷和动力是获得自身解放，中共提出的男女平等为她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机会。然而，我们若从政权利益建构范畴来审视，就会发现，在国家和阶级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妇女运动“可能只是政治宰制和纪律化身体的重复操作”，“同时也是一次对身体的刻意雕琢和宰制。不管在战略和战术上，这种雕琢和宰制都是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

由于传统乡村社会对革命活动的制约，加之，中共选择的上述政治动员路径的时间是短暂的，导致了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离文件上的宣言其实还有一定距离。在西达·斯考切波看来，“乡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结构的永久性变革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因此共产党也就无法最大限度地调动经济源泉和农民的人力资源。因为苏维埃的行政机构比较初级，从未直接深入到地方基层去取代地方精英。”特别是传统习俗与社会关系的改变，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婚姻习俗的彻底改变，仍需要逐步渐进，经历一段时期的过渡与消融才能实现。

另外，川陕苏区肃反扩大化也对川陕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产生一些阻滞作用。在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占据统治地位，当时全党、各个苏区都在搞肃反并发生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开展了针对外部敌人的社会镇反运动和反对“右派”、“托陈取消派”、“AB团”等为主的内部肃反斗争。在肃反中，许多优秀的妇女工作者和革命者被认定为反革命而被关押、审查、批斗或被杀害。如杨文局（也作杨文菊）因在一次党代会上为一位川北地下党同志辩护作证而几乎被清洗。84史群英因读过书被认定为“AB团”分子，差点被处死。85从而造成了打击面过大的后果，影响了妇女工作的开展。

总之，在战时条件下，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路径选择总体上看还是反映着依靠、发动妇女群众的立场。川陕苏区妇女在较短时间里获得解放，在经济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支配权，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在文化教育上得到了与男子同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在组织上有了自己的团体，在法律上婚姻自由有了保障。当时的一份文件显示：川陕苏区妇女“得了完全的解放，分得了田地，找到了活路，当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委员。他们有开会、结社、说话、婚姻的自由权。他们不受丈夫的气，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86。文件内容不免夸大之辞，但大体能反映苏区妇女精神风貌、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实质性转变。正如有学者研究表明：“苏维埃时期所有的社会变化中，妇女地位的改变可以说最为引人注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川陕苏区妇女很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解放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良性互动，成为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

注释：

1[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2《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3[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05页。

4《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137页。

5[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1页。

6路阳：《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共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综述》，《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3年第4期，第85-97页。

7笔者曾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方式进行过考察，参见何先成：《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方式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第71-78页。

8“传动机构”源自于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组织报告中的内容：“其次，我来谈谈女工代表大会。……这是一个连接我们党和工人阶级中的妇女的极其重要的传动机构。”（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28页。）此处用来表明川陕苏区各级妇女组织在中共和广大妇女之间的重要作用。

9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10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11肖志珍：《我的回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

《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1982年内部版，第143页。

12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历史（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13孙桂兰：《我们在通江南城门站岗放哨》，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14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15《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1933年2月16日），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页。

16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页。

17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6页。

18《红色战士必读》（1934年1月3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958页。

19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4页。

20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第237页。

21《四川省委关于领导年关斗争的决定》（1934年1月4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208页。

22《四川省委给中江县委的信——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今后工作的指示》（1934年1月2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616-617页。

23《白区工作决议案》（1933年10月31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162页。

24《川陕省总工会章程及组织法》（1933年4月28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65页。

25《川陕省雇农工会章程》（1934年5月25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280页。

26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苏维埃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苏区边境地区。（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页。）

27《白区工作决议案》（1933年10月31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162页。

28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第351页。

29《怎样分配土地？》（1933年2月12日），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128页。

30背”：是川北一带特有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一背相当于二斗（约50公斤）谷子的产量。（《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粮条例》（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204页。）

3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32《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土地法〉布告》（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81页。

33《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方案花名册》，《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83-184页。

34《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1934年10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1127页。

35《平分土地与消灭刘湘战斗任务——光坦同志在全省土地委员会议中报告》（1934年1月1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944、945页。

36《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1933年8月12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135页。按：“重活路”系四川方言，意为重体力活。

37《妇女斗争纲领》（1933年9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156页。

38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417页。

39昌浩：《培养干部的提案》（1933年8月23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836页。

40《通江苏维埃志》，第417页。

41蔡文金、韩望愈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4页。

42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第237页。

43金秀英：《红军缝衣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第516页。

44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历史歌谣集》上，1982年内部版，第71-72页。

45《团四川省委致团南充中心县委信——对游击战争的指示》（1933年1月29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483页。

46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1981年内部版，第37-38页。

47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48《杨文局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妇女工兵营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1990年内部版，第134页。

49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军需工厂简介（1927-1949）》，1988年内部版，第44页。

50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第236页。

51屈际珍：《天天在东门那个大操坝下操》，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52赵楚碧：《正月间取龙背那是一场恶仗哦》，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53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54《妇女斗争纲领》（1933年9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155页。

55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川陕革命根据地大事记月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

56《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第237页。

57《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历史（1921-1949）》，第56页。

58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第183-184页。

59《刘坚——在艰难中磨砺自己》，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

60《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1934年10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1127页。

61《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草案）》（1933年7月2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97页。

6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48页。

63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64肖志珍：《我的回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第141页。

65《川陕革命根据地省、道、县妇女部长名单（部分）》，《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分》，第77-78页。

66《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广元县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决议（草案）》（1933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201页。

67[澳]李木兰著，方小平译：《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6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3年4月24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57-59页。

69《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红军伤亡抚恤条例》，《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409页。

70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1页。

71《中江县委给省委的报告（新编中字第一号）——关于政治、组织路线和群众斗争的总结》（1934年2月28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640-641页。

72《四川省委给中江县委的信——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今后工作的指示》（1934年1月20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617页。

73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第72页。

74罗显德口述：《尖包岭乡我家三人被害》，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通江党史资料丛书》第6辑，1984年内部版，第125页。

75《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1页。

76关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研究，参见何先成：《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详考》，《苏区研究》2018第2期，第91-104页；何先成：《匹妇有责：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对革命的体验》，《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63-70页；何先成：《川陕苏区时期妇女独立团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32-36页。

77《关于妇女工作》，《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1217页。

78《中共川陕省党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1933年6月23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87页。

79《中国共产党川陕第三次党大会紧急动员消灭刘湘》（1933年12月6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第1566页。《川陕省党在工会工作中的任务》（1934年1月24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第230页。

80《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1934年10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中，第1126-1127页。

81强调地方服从军事需要的倾向，是苏区各项工作的落脚点，这与当时严峻的战争形势有关。张国焘回忆：“我们在这种山岳地带作战，需要当地人力特别多，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用全力来解决军队的需要。人民觉得苏维埃政府是红军建立起来的，红军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战争的胜利。”（《我的回忆》第3册，第180页。）

82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65页。

83[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第307页。

84杨延礼：《杨文菊——幸存依然多壮志》，《红军女英雄传》，第404页。

85葛象贤：《史群英——在长征路上成长》，《红军女英雄传》，第398-399页。

86《四川省委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告劳动妇女书》（1934年3月8日），《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下，第1364页。

87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