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

四、提高妇女参政度

为切实从政治层面保障妇女参政地位，体现妇女的尊严与主人翁地位，中共在川陕苏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一）引入选举机制，赋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中共在川陕苏区十分注重妇女参政运动。先后颁发各种决议、纲领、布告、通告，用以保障广大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加省委、省苏以及下属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的权利，例如川陕省委颁布《妇女斗争纲领》提出：“劳动妇女有参加政权机关的权利，与男子同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4

川陕苏区召开的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女代表均达到或超过总代表的五分之一。如1933年8月1日，在巴中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160余人，其中女代表340余人。5其时，各县、区、乡、村的妇女代表人数更多，仅南江、长赤两县，女工农兵代表有5600人，女委员有1560人，女干部有2500人。56

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之下，川陕苏区专门召开了三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省委、省苏以及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对此高度重视，均亲自或派代表出席。如1933年9月15日在通江召开的川陕省委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区、乡和部队的参会代表共约300多人，其中得胜、江口两地就有10名妇女代表出席。57省委、省苏领导袁克服、熊国炳、余洪远、傅钟、张琴秋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58

广大妇女在选举运动中用选票真正体现自己的意志，加深了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任度与休戚感。在被选进省委、省苏机构工作的女代表中，刘坚在川陕省工农兵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在川陕省委党代会上被选为省委常委，担任妇女部长。59

为改变妇女干部严重缺乏的状况，加之由于历史条件、环境和当时中共建政思想的限制，川陕省苏维埃的选举并不完全实行苏区民众直选制。其时，党对于苏维埃的委员选举有拟定名单权，但不直接干预选举结果。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经过组织推荐或提名的候选人要经过群众选举才有效。60这实际上说明苏维埃政府具有合法合理性。

（二）吸收妇女积极分子入党

为加强党对广大妇女的领导，鼓励妇女积极参政，扩大妇女党员十分重要且必要。川陕省委多次强调要吸收劳动妇女入党，并建立支部，参与政权建设。例如1933年7月，川陕省委在印发的《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草案）》中强调：“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在反帝反日及拥护红军运动中，必须□积极勇敢的……劳动妇女介绍加入党，建立支部，逐渐形成这些地方的区委及县委组织。”61当时发展党员的方式、程序以及批准权限为“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除个别考察教育吸收（一般是给红军带路、送情报和打土豪中的积极分子）外，还采取了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性质和主张，让群众自愿报名的办法。……开完大会后，将报名入党的人登记下来，进行谈话和调查，经政治机关审查批准，即履行入党手续，宣誓入党”62。

由于中共的重视，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妇女群众越来越多，妇女党员数量得到迅速发展，妇女参政的骨干成员和核心成员均为党员。比如1933年1月，张庭福经袁克服加入中国共产党。631933年初，肖志珍经陈光国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64

（三）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和工作人员

川陕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和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川陕苏区政府机关中妇女干部将近占25％的席位。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省苏（常执委员）妇女委员、省府各部委的所有委员会干事等大小职员有150多名。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内务、婚姻登记和文教部门，特别是在乡、区两级，妇女是占绝对优势席位，而且多为相应机构的负责人。例如张庭富、姚明善、肖成英等先后担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吴朝祥、肖成英、李玉兰等先后担任少共省委妇女部长，李远清任省工会妇女部长，杨文局、雷明珍、赵映兰先后担任中共绥定道委妇女部长，彭玉儒担任中共红江县委妇女部部长。65

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妇女参政的前提，为保证广大妇女更好的履行参政权，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中共十分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明确提出“提高妇女文化教育政治水平线，热烈来参加苏维埃政权”6。

我们看到，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中共在川陕苏区推出的关于妇女参政的诸多举措实际上是围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而展开。正如澳大利亚学者、中同志，召集群众，解释这一斗争的意义，并鼓动起来援助，一直走到杀豪绅的道路。殊因该地群众大都与豪绅及婚姻对象是同族关系，一方面宗法观念的浓厚和为封建思想所蒙蔽，只赞成反捐税，而不赞成反包办婚姻反豪绅，并且与组织形成对立，要求组织上把女子交出，交与别人接亲，否则破坏组织亦不顾惜。71

该案例充分说明，其时部分农村民众对于包办婚姻、婚姻自由以及《婚姻条例》的态度与反应。因此，为尊重风俗习惯，团结广大穷苦劳动人民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中共在川陕苏区虽然极力提倡婚姻自由，但同时又规定了党领导农村妇女婚姻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界限，做出“党不应去启发农妇对农民婚姻斗争”72的指示。可见，对于中国长期的习俗传统的改革，不是单纯政治力量的推动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