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龛“天开金榜”考

石刻疑云——张衎是哪个朝代的人

梳理一下，不难发现存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张衎”：第一个是明《保宁府志》记记载的明成化年间的张衎，第二个是《巴州志》诗文记载的清代张衎，第三个是石刻题记、《天开金榜重放光彩》记载的唐代张衎。那么，是题记碑记错了呢？还是说真有三个姓名相同但年代不同的“张衎”？

先看题记，落款为“提督军门张必禄、荣成县知县唐之荣、候补同知张由基、刑部主事唐正恩……”这些均为清代巴州的名人乡贤，张必禄是被清道光皇帝赐予“励勇巴图鲁”、咸丰皇帝追封“太子太保”的将军；唐芝荣为清嘉庆举人，官至荣成知县；唐正恩曾任刑部主事江苏司、江苏阳湖县知县等职……其余七十余人均为贡生、廪生、监生等功名的人。按理说，他们将张衎年代记错或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们认定张衎是唐人的依据又来自哪里？

话说回来，如果题记没有错，是否是注释《巴州志》的人误将另一个姓名相同的“张衎”，当成了题写“金榜山”的“张衎”？历史上两个同名同姓的人担任过同一官职，都到过巴州，一个题写“金榜山”三字，一个写下《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他们重合的概率又有多大？抑或是《保宁府志》记载的明代“张衎”根本就没有题写过“金榜山”三字，石壁上的大作真系唐代“张衎”所为？或者说“张衎”本身是唐代人，是《保宁府志》将其年代弄错了？

就在思路“打架”之际，笔者专门请教了巴中地方志专家彭从凯先生。他认为，古代志书编修一般需要地方提供基础资料，由于张衎并非历史上的名人，不排除巴州官员向《保宁府志》编撰者提供的基础资料有误的可能性。“但在史学上，普遍倾向尊重田野考古调查，因为实物摆在那里，写志书的人并非全部都到过现场看过实物。”

鉴于张衎年代难以断定，我决定在“天开金榜重放光彩”碑记上打开缺口。然而在走访中，我了解到当年倡捐者早已离开巴中，联系不上。就在考证陷入停滞之时，笔者意外获得一本刘瑞先生编撰的《南龛诗文选注》。先抄录书中第一辑《南龛十二景》诗第11首《天开金榜》于下：

柳体珠光峭壁悬，丛林郁郁耸江天。晓同印斗迎金虎，夜伴奎星映玉蟾。向美丹梯吟笔冢，更誉金榜亦书山。万般功业从勤奋，皑皑梅花香岁寒。

在该诗下面，刘瑞注释：“今‘榜’字下石刻自左至右竖刻碑记云：‘昔唐（应为‘明’）秋官张公衎书金榜山三字，年久风雨剥蚀，后人仿旧迹于丹梯阁侧书天开金榜……’今据明《保宁府志·历官》‘推官张衎直隶华亭人，进士，成化十二年（1496）以工部主事左迁’。因此约为明中叶人。”刘瑞认为，张衎应为明代人，对清代题刻中张衎是唐代人的说法进行了纠正。在该书第三辑《巴中石窟·南龛摘要》“南龛题名题词补录”中，刘瑞亦在“天开金榜”题记中做了张衎是明代人的更正。但是，刘瑞先生并没有给出理由和依据。

笔者综合分析，张衎是明朝人的说法比较靠谱。因为，假设张衎是唐代人，他题写的“金榜山”三字在当时应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胜迹，否则不足以达到让清代张必禄、唐芝荣等名士循仿旧迹“以复古制”的程度。既如此，那么“金榜山”或“金榜”也应该会被唐代及以后游览南龛的文人墨客在诗词歌赋、石刻碑记等中有所提及。然而，笔者查阅了清道光《巴州志》收录的近200首诗词、21处南龛题名，特别是刘瑞编撰的《南龛诗文选注》堪称历代“南龛诗词大全”：收录南龛摩崖诗词37首，铭文4篇，南龛诗11首，包括镌刻于南龛不属南龛范围的诗词23首（如杜甫《九日寄严大夫》），均未发现唐代至元代之间有言及“金榜山”和“金榜”的。如果张衎是唐代人或者碑记所说的武则天时期人，那为何唐代巴州刺史严武、羊士谔、张祎、宋代巴州通判宗泽等名人在巴留下的诗文中没有提及“金榜山”？特别是羊士谔在巴作诗30余首，南龛、西龛、东龛、后溪等巴城胜迹无不涉及，其中南龛3首，无一字提及“金榜山”。

宋代何伣作《何伣游记》，记载了他游南龛的所见所感，其中有这样一段：

游南山，宴于怀古亭，对古楠之乔蔚，瞻石龛之嵌岩酒既半，乃纵步相与登山顶绝览阁，观江山之气象，览城郭之形势，已而分茶，啜建溪新茗，谈论飞屑(眉)，不倦。逾时，又纵行至飞霞亭，观仙人捣练石，周回四顾，有萧散凌云之趣。少顷，复纵行下山，至再休亭略憩坐，眺望野景，怀想古意。移刻，复至怀古亭，终席而归。

文中“仙人捣练石”即印盒石，作者“周回四顾，有萧散凌云之趣。”唯独未发现“金榜山”石刻，充分说明宋代并无此胜迹。那么，明代呢？先看《南龛诗文选注》辑录的陈凤《题丹梯书院》诗：

书院层岩上，丹梯半有无。草蒙碑奰屃，雨洗字模糊。笔冢秋云冷，琴台夜月孤。

我来觅归迹，猿鹤起惊呼。明代傅瑛也有《丹梯书院》诗：

南山书院古丹梯，赢得诗人入品题。岭上仰观红日近，岩前俯瞰白云低。碑文有字莓苔合，诗颂无声鸟雀啼。传说当年工部在，风光不让浣花溪。

陈凤，巴州人，明成化五年间（1469）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傅瑛，临安（今杭州）人，明成化七年（1471）任巴州训导。丹梯书院旧址在金榜山下，两者近在咫尺，如果当时真有“金榜山”石刻，陈凤、傅瑛二人游览时应该会在诗中提到。更为重要的是，明《保宁府志》记载的张衎与陈凤、傅瑛为同时代人。笔者推测张衎题“金榜山”时间应是担任保宁府推官之时，也就是陈凤和傅瑛游览丹梯书院几年之后的事。

而当张衎题写“金榜山”、写下《金榜山吟会亭诗二首》后，后人诗作中屡屡提及金榜山。如明代朱尹的《南龛耸翠》。

谁将危岫对城安，城里家家当画看。晚雨色滋岩草湿，霜风声落岭枫干。三千地界开金榜，十万天丁铸玉峦。昨日龛头望京阙，云霄岚重不胜寒。

《保宁府志·历官》记载：“朱尹，嘉靖八年（1529）任巴州知州”，这进一步证明张衎是明代成化年间（1465—1487）人。此外，还有清人吴琦的《乾隆戊子游南龛》：

云深胜景许登探，绝顶遥瞻万象涵。巴字江环金榜北，印文石镇木楠南。杜陵诗壁埋苍藓，张曙书堂锁夕岚。惟有岩前诸佛古，尚留昙树护禅龛。

在“金榜山”石刻之后，巴州又有了“金榜桥”。《巴州志》记载：“金榜桥，在州南二里，金榜山侧。”该桥被清代魏冠军写入《游南龛寺偶题》诗中：

闲步纡回到化城，南龛何处访漆僧。云屏直耸星河近，岩石嵯峨佛像凭。径曲化黄延处士，楼高竹翠扶秋鹰。我来吊古章怀墓，金榜桥边月又明。

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张衎是明代人较为可信。当然，这仅为一家之言，限于张衎并非史上声名显赫之人，缺乏志书详细记载，囿于笔者掌握的史料和自身学识有限，该问题有待更多有兴趣人士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