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巴人军事研究

八、主要作用

纵观中国历史，巴人及其后裔几乎参加了缔造中华民族及其历次大统一的重大军事活动。潘光旦先生曾高度评价：“唐代以前，历史上为了统一祖国而进行的若干次成功的战争中，几乎都有巴人参加。”

（一）认同融入华夏。据史籍和考古，夏的地域范围在晋南豫北，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启之臣孟涂“听其狱讼，为之神主”，但从侧面反映了巴地对华夏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

（二）助武王伐纣。纣王无道，武王召天下共讨之，巴人以特殊战功在分封中爵之以子。成王大会诸侯于东都洛阳，“巴人以比翼鸟”贡献宝物，表明巴认同并维护周的天下共主地位。

（三）助秦统天下。公元前316年，秦以“蜀苴相雠”契机伐蜀攻巴，将巴蜀纳入秦之版图。公元前223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巴蜀为秦灭楚、一统天下提供了有力保障。

（四）助刘邦兴汉。项羽封刘邦为汉王，丞相萧何献谋“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一方面，賨民“天性劲勇，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另一方面，更为战争提供坚强的后勤保障，“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可见，巴人作为刘邦还定三秦的先锋部队，功勋卓著，名留青史，且巴人歌舞“巴渝舞”也纳入了中原汉乐府文化体系。

（五）助汉室一统。为维护和平统一，巴人多次远涉淮南（今安徽）、夜郎（今贵州）、南越（今两广）、越巂（今四川攀西、云南北部）、滇（今云南）等地参与平定叛乱，如：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布反，上乃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帝乃拜（唐）蒙中郎将，发巴、蜀兵千人，奉币帛见夜郎侯，喻以威德，为置吏”，将夜郎国纳入汉一统管理；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夏，“发巴蜀治西南夷道”；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发巴蜀罪人伐南越；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

王莽时期，夜郎反，“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键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之”，“更遣宁始将军廉丹……广汉、巴、蜀、犍为吏士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

东汉中期，西方羌人东进，边关不宁、朝野震惊，曾经多次征发巴人参加讨伐。在公元108、110、115、148年，羌人数次攻入汉中，均赖征发板楯賨人以讨平之。

（六）助三国归晋。汉末大乱，雄杰并起，三国鼎立。“（景耀）六年（刘禅年号，公元263年）春，魏相国晋文王命征南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五道伐蜀”，“（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春三月，吴平”，三国归晋，天下一统。

九、忠勇信义的巴人精神

巴人沐风栉雨、筚路蓝缕、砥砺前行、骁勇善战，形成了忠勇信义的巴人精神。

（一）忠，于国家讲忠诚。每逢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关头，巴人都义不容辞，挺身而出，勇当先锋。从助武王伐纣、汉高祖平定三秦，到川军抗战等，都充分展示其对国家的忠诚。

（二）勇，于征战讲勇武。巴地山地连绵、江河纵横，巴人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争于气、重于力、尚于武，形成了“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的坚毅果敢、顽强劲勇、勇敢善战的性格特征。

（三）信，于交往讲诚信。秦巴刻石为盟要，范目和汉高祖“要与共定秦”，体现对等的契约精神，且双方信守承诺。蔓子将军以死殉信、自杀成仁，体现了光明昭若日月的信义之光。

（四）义，于社会讲道义。巴人积极充当“统一”战争的急先锋，具有征讨暴戾、“替天行道”的“道义”性质，自古号称“义民”。如《华阳国志》就盛称“其（巴）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

正是由于巴人“忠、勇、信、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浸染和传承，在这方土地后来又诞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伟大川陕苏区精神。

结语：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依然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既要清醒“国虽大，好战必亡”，更要牢记“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既文明其精神、又野蛮其体魄，大力传承弘扬巴人精神，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