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秦华礼的回忆

参加援西军

1937年3月，我们红4军、31军在陕西省的三原县、泾阳县整训过程中，得到了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全力支持，给我们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全军指战员每人发了一套新棉衣，粮食大部分是白面粉（那时我们叫"洋面")，还有大米。在两三个月中，全体指战员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体质得到了恢复，人人都是红光满面，士气更加旺盛。

当时，友军同我们的关系也非常好。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志步行去泾阳，县城距离我们住地有两千多米，途中遇到了西北军的车队，停下来非要我们上车，带我们进城去。到城里遇着冯将军的官兵，都主动前来和我们闲谈，并请我们到他们师部去休息，有烟茶招待，总之特别热情。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奉命组建援西军。援西军由第4军、31军、28军和32军组成。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刘晓（后为宋任穷）。

第4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仍是过草地时的班子。参谋长耿飚是由一方面军调来的，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感觉到像他这样有些知识分子风度的官比较洋气，比如会照相等。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在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就见过面。

28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31军军长肖克，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来的；政治委员周纯全我们在过草地前就很熟悉了。

起初，部队驻泾阳县的桥头镇，后移驻口头镇。在这里过大年时，

第一次看见放烟火，是本地老百姓自己造的，他们用火药铁屑等一些材料制作，可以放到20多米高。在那里，也是第一次看到自行车，还可以出租，一角钱能骑一天，第二天还可再租。我和黄萍同志那时年轻好奇，觉得挺好玩，就去租车练习。所以，我是1937年1月在口头镇的时候就学会骑自行车的，只是，后来有整整12年的时间再没有骑过。直到1948年到了石家庄后，才又再重新学起。

从口头镇出发后，经过淳化并且在淳化县休息一天，总部通信科在这里召开了一次通信工作会议。当时，我们几个参加会议的同志中，我和黄萍比较调皮。记得有一天中午，总部三科科长海凤阁同志请我们吃饭。海凤阁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回民，他和我们七八个人围坐在地上。他专门有碗豆腐，待他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和黄萍两人搞了些猪油放在他的豆腐碗内，然后装作没事一样，谁也不出声，只顾吃饭，又随便开玩笑讲些山南海北的话。海科长接完电话回来后只顾吃饭，也顺便讲了些援西军通信任务的重要性和艰苦性，估计如果过黄河西去，也可能会遇到像过草地时那样的艰苦环境，当然粮食可能好一点，但气候仍是很冷的，要我们做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们齐声应道，过草地那样苦都过来了，这不会比过草地苦的，再苦也要完成任务等等。

说完后，大家都表示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热情招待，我们真诚的感谢，并说，好多年都没有吃过今天这样好吃的猪肉了。我接着问海科长："您光吃豆腐，能行吗？"他答道"满好的"。老黄接着说："唉呀，遗憾！我们怕您不够吃，所以没抢您的豆腐吃，也不知是什么味儿？"他接着说："味道很好。"

这时，大家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海科长这才反应过来，可能是我们搞了什么名堂。他顺手揪住我的耳朵问："你们几个小家伙，搞的什么鬼名堂？"我们说："没别的，主要是考考你是真'回民'，还是假'回民'?"他说："是真回民。但这次上了你们几个小家伙的当了。"

当时的恶作剧在今天看来是违反了民族政策的，但从这点上也能看出，当时红军中的官兵关系、同志关系，任何时候都是非常亲密的。

休息了一天后，部队继续向西进发，大约十天到达甘肃省镇原县。随军司令部共有两部电台，李金瑞那个台驻城里，对中央各军联系。我们台主要负责与西路军联系，中队长是李白（即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形），我任分队长，报务主任是黄萍，报务员有顾光泽和张乃建。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24小时都特别认真地呼叫、守听，开始两天，还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对方台的呼叫，但对方台却听不到我们的信号。两天过去后，就什么信号也听不到了，我们分析，西路军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大约在镇原县住了半个月后，部队向东进发，经过两天行军到达屯字镇，我们4军军部就驻此。这时正逢6月左右，当地老百姓正在收割麦子。

从镇原县到屯字镇的行军中出了个笑话。我们每人都有一匹马，我骑的是一匹白毛马，李白中队长骑的是一匹白毛骡子，有只眼是瞎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一到平原地带就喜欢赛马。从镇原县到屯字镇之间，正好是一个大平原。李白同志抽香烟，他很节约，经常一根烟要分几次抽，抽几口掐灭了下次再抽。他身穿旧大衣，部队休息后继续出发，一上马就扬鞭赛马冲在了前面，突然，只见他的骡子屁股后面冒出一股黑烟来，我和黄萍边跑边大声呼叫："队长呀，你的屁股冒烟了，快停下来。"开始他听不见，后来，可能是在我们呼叫的过程中他也闻着有股什么味儿，赶紧跳下马来，才发现，是他放在大衣口袋里的烟头烧着了。结果，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们军奉命就在屯字镇整训，电台除同党中央军委联系外，各师团驻地距离都很近，十千米左右都用有线，所以工作量相对比较少，每天只定时开机。

平时是上午学习业务，下午自由活动，帮助老百姓收麦子。于是，我们就在收过麦子后的空地上搞了一个足球场和篮球场，每天下午打球，全军还专门开过一次运动会，在篮、足球比赛中，我们电台都是第二名。

那时，无论是打篮球还是踢足球，一律都是打赤足，根本没有什么球鞋，连布鞋也没有。说实在话，就是有鞋，也舍不得在球场上穿。

在此休整过程中，有西路军中被敌人冲散后死里逃生出来的一部分同志陆续到达，如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就是经过沿途讨饭回来的。另外，我们通信兵中回来的有曾敬亮、龚兴贵等同志，他们在此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军部供给部给他们发了服装，不久都去了延安。

从我参加红军到长征结束，虽然只有短短五年时间，但却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和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尤其是人世间罕见的过雪山草地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在枪林弹雨和饥饿的陪伴下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