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公山书院考

02公山书院兴废始末

公山书院创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历经160年风雨沧桑，最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止。据现有资料梳理，其兴废历史可以划分为创建发轫期、兵燹停滞期、迁建兴盛期和废弛落寞期。志在“振兴文教者”，如闻肇煌、彭昭麟、胡炳、周瀚、何诒孙、张熙谷、陈家修诸公，先后在南江教育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华章。

南江县学自明正德年伊始，代有赓续，《（嘉庆）重修一统志·学校》：“南江县学，在县东一里，旧在县南，明正德中建，本朝顺治十七年（1660）迁建今所。”《（民国）南江县志第三编官师志·政绩》：“马元吉，字子修，嘉靖三年（1524）任南江训导……劝进生徒，营建学宫。”“王经芳，字铎音，直隶清丰人，康熙间由监生铨南江知县……讲约条、完学舍。”但真正大放异彩当从闻肇煌创建公山书院开始，《（民国）南江县志第二编教育志》：“清公山书院，旧在南门内，清知县闻肇煌创建。”

闻肇煌，一作“闻肇堭”“闻肇瑝”，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乾隆元年（1736）丙辰举人，后任南江知县。其籍贯、科考时间和任职南江的情况散见于各地方志。《（乾隆）杭州府志卷七十一·选举》：“乾隆元年（1736）丙辰皇上登极恩科，闻肇堭，钱塘人，南江知县。”《（乾隆）保宁府南江县备造新编志书清册》：“闻肇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乾隆丙辰举人。”《（道光）保宁府志卷之三十二职官·题名》：“闻肇煌，浙江钱塘举人，乾隆十年（1745）任。”闻肇煌在南江知县任上励精图治，“予既为邑吏，安可以拙辞！”，“修署衙、建书院”，清中后期南江文教鼎兴，士子折桂，都与闻公“振兴文教”之功不可分割。

作为修建公山书院的倡议者与主导者，闻肇煌在《公山书院碑》中详尽地记述了创建的缘由，“夫弦歌之雅化，无远不届，不以简陋遗也；山川之灵秀，无地不然，不以偏僻异也。南江人士，沐圣天子培养之深，而又得地灵若此，固宜人文蔚起、科甲蝉联，而尚不能臻其盛者，抑人事之未尽欤？”创修的经过、规模和时间，“……因谋之龚君学博，共继前人未逮之志，捐资庀材，即南关内义学旧址扩充而兴建之。前三楹为肄业之所，后为讲堂；厢庑四楹，斋厨四楹，缭以石垣。兴工之日，士庶踊跃，接踵而至，阅三月落成。”闻公“创立书院，文教斐然矣”（见《（民国）南江县志第三编官师·政绩》），其用心之淳，用力之精，斯举影响之巨，流播之远，至今令人感佩！

公山书院于乾隆十年（1745）建成后，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虽遭受兵火，风雨飘摇，然在数任秉政者的相继努力下，最终薪火得继，斯文不坠。嘉庆二年（1797），白莲教攻陷南江县城，纵火焚毁衙署、学署及沿河民居，位于城内南门的公山书院自然也未能幸免。清嘉庆南江教谕彭晪《重修南江文庙纪略》：“是岁（1798年），贼樊掌柜由秦入南江，蹂躏地方，焚掠居民，邑侯裘（良骏）迁治于惠民寨（今长赤镇境内），以保生灵。圣庙之毁败即在是年。嗣后兵火数载，庙宇孑然靡遗，瓦砾一片，仅存古柏数十株。荒烟蔓草中，台基残毁，墙垣颓塌，不识为黉宫矣。”“嘉庆二十二年（1817）请修城工，三乡士民捐资新修县署与学署”（见《（民国）南江县志第一编衙署志》）。后“广置义学”的清道光南江知县胡炳任职期间，对公山书院的建设投入加大，办学条件日益得以改善。据道光七年(1827)刻本《南江县志·学校》：“公山书院在南门内，讲堂三楹，两厢书屋四间，朝门书屋二间，屏墙一座。本学廪生原额二十名，每名岁领饩粮银三两二钱，共银六十四两。遇闰每名加赠银二钱六分六厘，历岁试入文童学八名，武童学八名，科试入文童学八名。”与嘉庆时期两相对照，“南江县儒学，在县城东一里。旧在县南，明正德中知县沈镛建。国朝顺治十七年迁建今所。学额进八名，廪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二年一贡。”（见《（嘉庆）四川通志卷七十七学校志》），不难发现此时入学规模已有很大的扩展。复经清咸丰南江知县周瀚、谢元瀛“培修城内学署”“建立考棚，规制甚备”，公山书院及南江科考又逐步恢复到昔日兴盛的局面。南江最后一名进士徐炳唐，就是该一时期科考最为优异的学子，《清朝进士题名录》：“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二百三十七名，徐炳唐，四川保宁府南江县人。”

公山书院于同治十二年（1873）由县城南门内迁往城东郊外文庙旁侧（今南江中学文庙校区），此时离书院初建已有128年之久。此次迁建是因为时任知县何诒孙见南江“旧以文昌庙为公山书院，相其地，基址狭隘，房舍渐圯，且只寥寥数间，不足以广容英杰”“心以为忧，因决然有创修志……次年采地文庙右侧之下，……何公每月必亲诣其地，指示规模。阅一岁成，名仍其旧，约费金二千有余。”（见陈家修《公山书院碑记》）迁建后的公山书院，“规制宏敞”“向虑横经无室，今则高其閈闳，厚其墙垣，师生有舍，庖厨有次，几案床凳罔不具备，计可容百余人”，“非何公之见义勇为暨诸人之相与有成，不及此。”其时贡生岳凌云《南江县募修书院兼议宾兴启》：“……登临感慨，赖有邑侯芑仲先生倡义储才，推仁锡类。玉质金相，原褆裘之公子；铜章墨绶，倣筑室之文翁。爰集同人，共襄盛举。”又《同邑岁贡徐玉山（柄唐），既捷南宫，回主公山书院讲席，喜而赠之》：“重开石室来贤宰（自注：署县何芑仲大令捐修书院，筹增束修），细度金针仗老成。”《（民国）南江县志第三编官师志·政绩》：“何诒孙，字芑仲，滇南人，同治间任南江县事。喜奖进士类，移建公山书院于城东……后任张公诒亭（名熙谷），赓续办理，遂著成效，一时寒士，尤忻忻焉。”两任知县热心文教，持续发力，他们的盛德广受士林和学界的赞誉与推崇，公山书院再次出现复兴的大好局势。

然而在当时西学日益强烈的冲击下，一千二百余年的科举制度已逐步走向式微。1905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年（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公山书院作为科举考试时代的特殊产物，也随之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南江教育开始步入新学时代。《（民国）南江县志第二编教育志·学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在城东，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清公山书院改建。”而其首任校长，正是曾主讲公山书院举人李炳南的次子、留学日本前知盐边县事、邑廪生李仲铭，历史就这样巧合地把时代的裂变叠加在一人身上，让人不胜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