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到賨人之名称演变

一、导 语

两汉时，“賨（cóng）人”与“板楯蛮”名称交替出现，尤板楯蛮名号颇为响亮。“賨人”或“板楯蛮”族属源流的说法较多。《华阳国志》《后汉书》著录的名号不同，但叙事皆从秦昭襄王始。其史料大抵以秦史《世本》为据。史志编著者的视角或史观各有侧重，对同一史事的解读差异较大，结论自然不同。溯其源，最终回归到“巴人”或“巴地之人”上面。然而賨人名号后起于战国晚期，并不存在一个与生俱来的“賨人”。名义取得的机缘不重要，重点应当搞清楚賨人族属源流问题。解开巴人历史转圜节点中名称嬗变的疑窦，正是问题关键所在。

二、关于賨人族属的种种说法

1.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著《说文解字》明确指出：賨，南蛮赋；而释“蛮”即“南蛮，蛇种”。表述是清楚的。武陵蛮在《后汉书》中明确是槃瓠，犬种。武陵蛮也纳“賨布”之赋，不过是在后汉援其名称罢了。

2.《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这个概述影响十分广泛，引据者众，皆以賨人为巴国之属民。

3.《晋书·李特载记》说：“賨者，廪君之苗裔也”。唐代官修史书者从其说。

4.徐中舒先生在《论巴蜀文化》中解释：巴被秦灭后，“代之而起的并不是秦国的郡县制，而是南郡以西的巴濮族与阆中周围的姬姓巴族的氏族制或家族制的大姓统治。这样的政权，也必然要在秦国的卵翼下，才能够存在。他们必须向秦国缴纳贡赋，因此这些部族也就不再称之为巴了。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名称。”即巴人以赋税得名賨人。

5.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认为，“賨”是国家赋役制度的产物。賨人出于百濮。又引《蜀都赋》：“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是晋世犹保存有百濮部落在大巴山区。如古之彭国、苴国、郪国，与所谓賨王领地，似皆百濮之部落演变成也。其已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者，则为賨、为苴、为郪、为龚。其仍停留于原始社会者，则常璩所称之濮也（三巴太守之朴胡，疑即以濮音为姓）。后来，他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又说，賨人乃钟羌之东迁者。钟羌谓邛笼曰“宗”故称，说賨人的干栏居式与邛笼同（据引南充天宫山崖墓石刻造像）。不过此说被巴蜀史学者撰文质疑。

6.段渝：賨人出百濮系统。似袭任乃强濮系说。

1993年10月版《四川通史》“先秦时期”对賨人（板楯蛮）有专门论述：“賨人是板楯蛮的别称，为川东土著民族之一。”述其秦昭襄王时射白虎有功等情节，称为賨人正如谯周《巴记》云：“夷人岁出賨钱，口四十，谓之賨民。”秦汉以后，逐渐演化为族称。板楯蛮古居嘉陵江和渠江两岸。引《元和志》《太平寰宇记》记载，说“流江县即今渠江县〔应为渠县〕，板楯蛮居此，当从嘉陵江东进而来。”又引《国语·吴语》“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曰：“文犀之渠，谓楯也”。宕渠、渠江等名称，当由板楯蛮所居而得名。

7.邓少琴先生《巴蜀史迹探索》说，“板楯蛮又称賨人。賨人即彭人，而所居之地多有以‘彭’为名之水名、地名。”任河古称“彭溪”，那么，板楯蛮应是从汉水经此溪来到巴地的。武王伐纣有“彭”，名正言顺，何不直接以“彭人”之名传世？笔者不明白如何断言“賨人即彭人”。

8.王建纬“析牧誓之彭”的文章，以阆中“彭道将池”等古地名之遗，以及蜀中称盾为“旁排”“彭排”为据，称賨人或为“彭人”之后。“彭排”跟“彭池”两两互不相干，怎么由所谓“彭人”变身为賨人的过渡，在学理上难以讲通。看来与邓老先生思路、结论相异同。

9.王晓天、黎小龙《板楯蛮（賨人）源流考略——廪君之后还是“百濮”先民？》认为，世居于川东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的土著居民——板楯蛮（賨人）与来自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蛮（巴人先祖）并非同一族群。板楯蛮和廪君蛮虽统称为“巴人”，但其“巴人”称谓是“巴地之人”“巴国之人”的通称，而不是作为族称存在的。

10.刘兴国《巴文化纵横》讲巴山存有多种巴人，如“龙蛇巴人”“鳖灵巴人”等等，以泛巴山之巴统之。他又撰文称賨人为夏代崇人后裔。此前，湖南有位“高产”著史者何氏，也有此议。只是这个“崇人”实在难于检索，查不到其出处，咋又跟賨人联系起来的？想不明白。

当然，还有一些解读“賨”字到“賨人”的说法，颇为牵强，似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