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县养牛业发展回眸

本文分为：一段苦涩的回忆、一项重要的制度、一种县长拥有的权利、一张“安民告示”、一份难得的奖励、一位受到省委书记称赞的养牛状元6个部分。

1959 年 8 月 24 日，我从荣昌畜牧兽医学校毕业来到了通江县。迷人的诺水风光，驰名中外的银耳发源地，有光荣传统的红军故乡，得天独厚的草坡资源，使我知途忘返，一住就是四十年。特别令入鼓舞的是，1997 年全县牛的饲养量达到210516 头，户平 1.62 头。通江是国家级贫困县，凡是了解通江县情的人都会掂量到这户平 1.62 头牛的份量。在为养牛业取得令人瞩目成就而兴奋时，一桩柱往事不由得涌上了心头。

一段苦涩的回忆

新中国建立后，通江县养牛业的发展，出现了四个高峰年 (57、66、86、94),也出现了四个回落(60、69、77、89)，大起大落的原因除灾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牛权归公，影响了农民养牛积极性。

回忆起 1960 年全县死牛的情景，真可怕。春节后正月初五，我带着改造思想的任务到了瓦室公社四大队闫家河蹲点。因我是县畜牧兽医站的技术员，与公社兽医闫登元相识，所以就住在他家。他那里离公共食堂很近，我们吃住都在一起。正月十五那天过小年，食堂里给每人分了三两熟牛肉。在吃饭时，闫登元的女人悄悄对我们说：“三娃子胆子大，这牛肉…”。闫登元问他女人：“三娃子咋块胆子大？”他女人说：“管他的，牛是公家的，命是自己的，现在饿死人的事都无人管，死头牛算啥子。”她怕我追问这件事，说了很多好话，劝我莫管。

后来我认真打听，才知是三娃子趁放牛的人不在场，一脚将它蹬下岩而摔死的，但我的确没有过问这件事，因为三娃子出身是贫民。

更令人奇怪的是，眼看着不少母牛配种怀上了孕，不知何故却不见了小牛儿，四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屋外空坝里烫死猪刮毛的“嚓嚓”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走拢一看，才知是烫的一头小牛儿。闫登元听见我开门的声音，也随即起床一把拉住我往回走，连说：“自己去睡，少管，少管。”第二天中午吃的野菜汤里有牛肉渣，闫登元对我说：“这不见天的牛儿肉吃了补人”。饭后我问他：“不见天的牛儿是怎么回事？”他说：“饿怕了的人啥子事都干得出来，估计母牛要下儿了，就准备个大麻布口袋，等胎牛一出来就接在口袋里，将它捂死吃肉…。”这时，我才解开了心中一直埋藏很久的谜，当听到这里时，我这个畜牧普医干部心里多难过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又过了几天，闫登元的女人到公社兽医站来找我们，说是队里那头大黄牯牛病了，要我们回去抢救。我们立即赶回队里。检查病牛时，有一位：员上前说：“李医生，这牛可能医不好了，何不早些放血断气，免得把它拖瘦了。”我明白了，原来是叫我们来判它的死刑，还要叫我们证明它是病。最终这牛因无人出钱捡药，而死在了刀口之下。

就这样，我住的这个队，不到半年时间就减少了 9 头牛，开会汇报还不敢实说，怕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年底，县里开总结会时，下乡的同事们背着领导悄悄议论这类死牛的事。当时，农村水利科长王子德对非正常死牛也早有所闻，他怀疑各区、社报的耕牛、生猪数字出入太大，暗中组织 200 多名区、社畜牧兽医人员下队挨门逐户地清点，结果全县存栏的牛比 1957年减少 3 万多头。县长王本琇看到这个数字大吃一惊，说：“不能上报这个数字，总不能比解放前的牛还少嘛！”这样，1960 年的耕牛存栏上报数研究了好多次，变动过好多回，直到 1964 年人民公社实行耕牛、农具、土地、山林“四固定”时，才确定为 58352 头，比 1949 年多 7289 头。

全县死牛的教训是多么深刻啊！

一项重要的制度

1962 年 2 月下旬，县委书记叶永政传达中央扩大会议精神，说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毛主席都作了自我批评，指出了“高指标、大办食堂、一平二调”的错误，今后要坚决按照人民公社“六十条”办事，耕牛、农具、耕地、山林要下放到队，固定到组，要求农业部门搞出试点。

按此精神，县委农村工作部安排我们畜牧兽医站篇一个耕牛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我和肖万顺同志到了新建公社，与公社党委书记刘正瑞商议，将公社平调办牧场的 60 头牛“物归原主”，各大队也照此办理，公社只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仅在几天之内就把所有耕牛下放到了生产队。新建公社刘书记比较重视耕牛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耕牛下放到生产队后仍然解决不了发展问题，因此要求我们搞点调查研究，解决养牛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与我们的想法正好不谋而合，便和他一起到了建国大队陈家坝生产队。

我们首先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座谈耕牛下放到生产队后的管理问题，经过认真讨论，大家议定了耕牛“六定一奖惩”责任制，由我执笔写出《新建公社建国大队陈家坝生产队耕牛“六定一奖惩”责任制》，经公社党委批准后在全社各队试行，并上报区委和县委。

“六定一奖惩”责任制的主要内容是：

(一) 定值折价，固定人员饲养，首先同队干部、饲养人员、社员代表、公社兽医组成评价小组，将全队耕牛按体况、口齿、劳役、性别等情况登记造册，分类定等，参照市场价格定价。然后挑选有养牛能力的贫下中农社员户养牛，并实行养用结合。

(二) 定使役年限，固定耕地面积。使役年限按黄牛 17 年、水牛 15 年，分别与现有能耕牛的年龄计算还能使役的年限，并定到牛头。耕地面积按水牛甲等 15 亩、乙等 13 亩、丙等 11 亩，黄牛甲等 13 亩、乙等 11 亩、丙等 9 亩落实到牛头。

(三) 定母牛繁殖任务和配种费用。母牛繁殖年限：水牛3 -12 岁，黄牛 3 -14 岁，水母牛两年一胎，黄母牛三年两胎。母牛配种费每胎由队付 10 元包干使用。

(四) 定投肥任务。甲等：水牛每年 16000 斤，黄牛 14000 斤，乙等：水牛 14000 斤，黄牛 12000 斤：丙等：水牛 12000 斤，黄牛 10000 斤，丁等（一岁以上的小牛）：水牛 6000 斤，黄牛4000 斤。

(五) 定草料。稻草分配，甲等：水牛 2500 斤，黄牛 2000 斤，乙等：水牛 2000 斤，黄牛 1500 斤，丙等：水牛 1500 斤，黄牛 1000 斤，小牛 300 一 600 斤。精饲料按能耕牛分配，每头 60 斤，小牛 30 斤；母牛产仔每胎另给 50 斤。

(六) 定饲养报酬。由生产队每年给饲养工分，能耕牯牛甲等 2000 分，乙等 1800 分，丙等 1600 分：繁殖母牛按同等牯牛少 10%；6 月龄以上未成年的小水牛 800 分，小黄牛 600 分。母牛产仔 6 月龄断奶折价，生产队和养牛户对半分成。

(七) 奖惩办法。生产队每年春节前按“六定”检查，超产者奖，短产者赔，并召开赛牛会，评为上等膘情的奖现金 30 元，下等的扣工分 30 分（约值 15 元）。耕牛若因责任事故造成死亡的，照定价赔偿。

这个责任制度在新建公社实行三个月后，中共四川省委批转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耕牛问题的调查报告》，决定恢复执行省委、省人委 1957 年规定的三条政策：一是每产一头小牛国家按黄牛 30 斤、水牛 35 斤细粮奖励饲养员；二是每生一头小牛国家奖售饲料粮 50 斤；三是每头种公牛全年配准母牛 20 头以上的，国家奖励饲养员细粮，黄公牛 40 斤、水公牛50 斤。中共通江县委在转发省委这个文件时，一并将《新建公社陈家坝生产队耕牛“六定一奖惩”责任制》印发全县农村各大队党支部。

新建公社陈家坝生产队建立的耕牛“六定一奖惩”责任制，对新建公社乃至全县发展耕牛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新建公社从此耕牛连年增加，到 1981 年耕牛折价到户时，全社有牛 1250 多头，户平 1 头多，20 年间平均每年外调耕牛 100 多头。

一种县长拥有的权利

1978 年以前，耕牛是生产资料，老残牛淘汰都要经过批准才能屠宰。

1960 年 3 月至 1969 年 9 月，县人委农村水利科的畜牧兽医工作是我主办，对要屠宰的牛作出鉴定是我的任务之一。那时淘汰耕牛的条件和办理审批手续都很复杂。老牛的淘汰标准是：水牛年满 18 岁，黄牛 16 岁，无耕作能力，无繁殖能力；残牛的淘汰标准是：摔伤或因病治疗无效，不能恢复耕作和繁殖能力：“狗头牛”淘汰的标准是：年满三岁，身高不满三尺，耕作和繁殖能力俱无。淘汰耕牛的审批手续是：生产队申请，大队证明，公社和区公所签意见，县农村水利科派员鉴定，县人委开办公会议研究，分管县长审批。

县长批宰耕牛也十分慎重。记得县长张继在 1963 年 6 月一次办公会上审查海汰耕牛批复文稿中，发现有一头牛的鉴定报告只证明了鉴定时间，没有写明报告时间，他不仅不下批语，事后还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掌握着牛的生死大权，如果杀错了牛就要送你去坐牢”。

县长掌握的批宰耕牛权，直到 1966 年 6 月才下放给农村水利科。“文革”期间，农村淘汰耕牛都要经过批准，才得宰杀。

1970 年 2 月，通江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把批宰淘汰牛的权利又下放给了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但仍然要生产队申请，公社畜牧兽医站按淘汰牛的标准作出鉴定，才能批准宰杀。

1978 年 4 月，通江县被列入全国商品牛基地县，这以后牛又完全下放到了户，耕牛逐渐变成了肉牛，批宰耕牛的权利就自然消失了。

翻开通江县批宰耕牛的历年数据，批准外调菜牛和淘汰宰杀耕牛最多的是 1976年，为 8830 头：最少的是 1962 年，为720 头。近年来，养牛业发展很快，1997 年全县出栏肉牛45545 头。现在每年屠宰的肉牛数，相当于 60 年代初每年耕牛的存栏数，因此我坚信由县长批宰耕牛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了。

一张“安民告示”

1981 年春节后，我县农村普遍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为解决耕牛所有权问题，我和县农业局副局长蒲清云一道到赤江公社天井大队五生产队蹲点，落实耕牛饲养管理责任制。

我们到了薜家山，在队长薜志远那里报到时，看到堂屋大门外的墙壁上贴了一张“安民告示”。上面说的是大队党支部和管委会通知，要把耕牛折价到户或联户。办法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由队干部、社员代表和公社兽医组成折价小组，按牛的年龄、耕作力、母牛繁殖力、膘情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参照市场价格统一折价，价款可以一次付清，也可在三—五年内向队交清，牛款由队专户储存，用于购牛扶持贫困户养牛。耕牛折价到户的，牛权归社员户所有，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调换；

母牛产仔自得，生产队不再分成：能耕牛可租给缺牛户使用，缺牛户用牛时，除付耕地费外，必须供给当天的草料，使狠心牛造成损失的要负声赔偿：在没有交情折价款期内，若牛死亡，要同样交清所折价款；医药、保健、母牛配种费由自己承担。折价到联户的，由联户按人口的多少平均向队交清牛折价款，牛权归联户所有，买卖由联户协商；固定饲养员，草料由联户供给，以草换肥，用牛不给租金，合理给饲养员现金或粮食作为饲养报酬：母牛产仔，饲养户和联户对半分成，饲养员得50%,联户再按人口（包括饲养户人口在内）平摊其余的50%;非正常死亡由造成者赔偿，正常死亡由联户按人平承担；医药、保健、母牛配种费由联户负担。

我们是 2 月 15 日到天井五队的，那里的耕牛折价工作就是那天开始的。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也参加了折价小组，通过三天努力就完成了全队耕牛折价任务。全队 31 头耕牛折价到了 22 户，保证了每户至少有一头牛。水牛折价最高的 600 元，黄牛最高价 450 元，能纂母牛价高于能耕牛 20%，怀孕母牛价再高 5%，对未断奶的小牛仍按本队原规定不变，断奶时随行就市折价，对半分成.耕牛折价到户的款本队规定必须在三年内交清，结果有 6 户当时交清，其余各户与队签订了交款合同书，按当时信用杜利息交本金付利息。这个队耕牛折价到户后，我们走访了全队 22 户，干部和群众都很满意。

一年后，我又到这个队去调查耕牛发展情况，全队存栏耕牛 37 头，户平 1.7 头。其中母牛 31 头，户平 1.4 头；能繁母牛18 头，满怀率 100%。

这张“安民告示”当时上报省、地、县委，对包产到户解决耕牛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1981 年 2 月下旬，省上召开各市、地、州、县畜牧局长会议，省委书记谭启龙接见我们蒲局长（蒲清方）时说：“你的养牛点搞得好”。

一份难得的奖励

万万没有想到，耕牛下放到户后发展会有那么快。回忆过去，在神权思想支配的封建时代，牛是祭祀之上品；在现代文明中，牛是生产资料和“农家宝”的观点也很普遍。这些观念、习俗，以及严厉的禁宰令，可算是养牛业发展的阻力。同时，养牛囿于耕牛观念，经济效益难以提高。一是存栏多，出栏少，商品率低；二是耕牛多，农地少，养一年，用几天，浪费大；三是从小牛养成老牛，投入年年少不了，牛的价值年年降。

养牛业应向何处去？县长蒋铭荣在一九八二年全县畜牧工作会议上给我和畜牧师郭以信出的题目。当时，我是畜牧局的兽医师，也深感举步艰难。但是，我和郭以信都有这样一个看法，养牛观念不更新，大发展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利用县上召开各种会议之机，大念其“牛经”，批判“上帝制牛”、“杀牛者来世变牛”、“水牛看燕黄牛看旋”等神俗观念，同时提出了“废除耕牛禁宰令”、“牛种改良”、“综合利用耕牛”、“快速育肥肉牛”、“氨化秸秆养牛”、“活体培植牛黄”等措施，得到了县委和政府的重视。

县委作出了《关于耕牛折价到户的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即通委农 (1982)029 号文件，县政府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养牛业的布告》，这 029 号文件和《布告》决定了通江县养牛业的命运。全县养牛业一年一个台阶，步入全国先进行列，

1985 年 10 月、1988 年 11 月、1992 年 2 月，分别获得“全国商品牛基地建设先进县”、“全国商品牛生产先进县”、“全国农区养牛大县”的称号，受到国家农业部表彰和奖励。通江县养牛全国闻名，实在是一份难得的奖励。

一位受到省委书记称赞的养牛状元

1995 年 11 月中旬，在中共通江县委八届六次全会上，根据县情特点和经济发展的形势，县委提出了“开发兴特，依山富民”的新思路，确立了“卖、租、股、赁荒山草坡，推动林牧业向产业化方向发展”的目标，使我县的养牛业步入了新的轨道。

我作为县政协副主席和畜牧局的高级兽医师，联系畜牧业和发展养殖专业户是我的应尽之责。我联系了十户养殖大户，杨柏乡双凤村一社何光华就是其中之一。

1994 年 2 月，何光华锚准市场，承包了本社 100 余亩草坡养牛，租赁倒闭的杨柏饮料厂办起了酒厂和肉牛育肥场，同时还与通江县天仙洞牛肉干厂签订了肉牛销售合同。他利用酒糟喂牛，并推广氨化秸秆养牛技术，改造圈舍 400 平方米，氨化玉米秆 110 吨，当年出栏肉牛 76 头，获利 2.15 万元，交税 4050 元。第二年出栏肉牛 112 头，获利 4.6 万元，交税8800 元。

1996 年 9 月 6 日，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议在通江县召开，省委书记谢世杰、副书记杨崇汇、副省长张中伟和省畜牧食品局屈坤宁局长等 16 位厅、局领导视察了何光华肉牛育肥场。杨副书记看到肉牛育肥场有 150 多头肉牛时，高兴地对地、县领导说：“这是大巴山区的特色产业，发展草食牧畜是山区经济新的增长途径”张副省长也高兴地说：“在省内我还没有看到氨化秸秆养牛有这样大的规模”。接着杨副书记举着右手大姆指对着何光华说：“你是养牛状元”。

1997 年 3 月 13 日，县委、县政府在召开的农村经济工作暨春耕生产动员大会上，授予何光华“养牛状元”奖牌，并发给奖金 4000 元。

现在，像何光华这样的养牛大户越来越多了，我坚信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通江县的养牛业永远是春天。

作者：李富育，来自《通江文史第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