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视野下的古巴州（巴中）

原文题目：一座城市的不同“看法”，作者：周书浩，来自其公众号“ 巴中文史丛谈”

明嘉靖九年（1530）某日，安宁州（今云南安宁市）籍举人、知州朱尹游巴州城西凤谷山，诗兴勃发，作《游西龛》诗：

朝出城南门，循溪陟西岭。
西岭郁岧峣，坳隐金仙境。
悬崖古墨存，白日蛇龙㷡。
岚霏湿空濛，泉涧咽清冷。
汲之瀹山茗，数啜心醒醒。
城郭瞰在襟，三墩联九井。
四野各嬉煦，犬鼠亦无警。
岂曰予所能，帝德实纲领。
获兹簿书余，怡情对新景。

《游西龛》描写了从州城至西龛沿途所见景物及太平盛世巴州的社会清平与州民的安居乐业。对一个地方官而言，此乃治理一方的美好愿望和最终目标，如今业已实现。但作者并没有贪功（“岂曰予所能”），而是将政绩归功于当朝皇帝（“帝德实纲领”）。在诗中，朱尹坚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呈现了一幅今人看不见的四百多年前的“巴州城全景图”，那就是“城郭瞰在襟，三墩联九井”——站在凤谷山上俯瞰巴州城，居高临下，州城近在咫尺，如同在胸襟前，城里城外一目了然。更壮观的景象则是“三墩联九井”。在此，视觉产生的张力囊括了更大范围的所见，也是今日不复见、只能借助想象完成的“巴州城全景图”。

三百年后，侯官（今属福建福州市）人、清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进士、代理巴州知州朱锡谷修《巴州志》（即道光《巴州志》），在卷首《巴州城垣图序》中写道：

州（城）万峰环绕，独于凤谷山下展平一二十里，坐一城于其中而拱卫之，是方隅地脉之所蟠结荟聚也。凭高而望，如在釜底。市井阛阓，万瓦鳞次，历历可数。四龛耸秀，一水潆洄，唐宋名人游咏燕赏，遗迹斯在。明以后寥落矣。

凤谷山，今名西龛山。《（道光）巴州志》卷一《地理志•山川》：“西龛山，古名凤谷山。”《（嘉庆）四川通志》载凤谷山“在州西二里，为州（城）主山。顿起高峰，竦顶舒翼，峙于天表，固众山之特尊也。其麓逶迤而下，展为平野，州城适建其中”。明人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之二十五《川北道•保宁府二•巴州》引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化成县设凤谷山下”。宋代巴州州治设化成县，今巴州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部分街区就建在化成县治遗址上。

朱尹诗中的“三墩”“九井”，是指州城突出地表的自然景观及居民在凹于地表的井口取水的生活场景。“三墩”即州城内外空地上三个高大土丘：城南土丘名“土心子”，位于土星（心）街；城北土丘，位于文庙一侧（今文庙街巴州区人武部）；城西土丘，位于严公庙附近巴河南侧（今草坝街）。清嘉庆二年（1797）九月、十月，数股白莲教徒先后两次攻陷巴州城，城垣及城内主要建筑毁于一旦。嘉庆十三年（1808），知州李天培重建城垣，取土筑城，三个高大的土堆先后被削平。自此，巴州城内外再无“三墩”。也就是说，清中期后，“三墩”已从州城居民的视野里彻底消失。

赖虚实先生（1888—1948）曾在戏本《牡丹灯》中胪列巴州城内外“九井”。九井即桂花井（位于城东南今桂花井街）、拱北井（位于今巴州区政府后）、明鉴井（位于原巴中县电影公司）、长寿井（位于今鼓楼街）、受益井（位于原巴中县商业局）、鸣科井（位于今巴中中学操场）、白马井（位于今白马井街）、傅家井（位于今巴州区一小内）、鸳鸯井（位于鸡神庙附近）。以上九井之名系不同时期文人的命名，雅俗称呼历来各异。今天，上了年纪的巴城居民回忆曩昔繁盛时，常说“九井十八街”，言语中流露出抚今追昔的感慨，幸好“九井”还留存一二。至于说“十八街”，文星街、土星街还勉强保留着民国时期民居的样貌；东岳庙街、中城街、文庙街、钟鼓楼街、书院街等仅仅留着当年的街名，余者连街名都不可考证了。南泉寺街、草坝街在西城门外。如果以“城墙内的城市”来概括州城形态，显然，这些后来兴建而游离于城墙外的街巷，明显不属于“十八街”的范围——尽管以城墙内外来划分古代城市的形态与结构不确切且在学界尚有争议。

《广雅•释诂》：“瞰，视也。”李贤等人注《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上》释“瞰临城中”句中“瞰”字：“俯视曰瞰。”检讨唐宋以来文人仕宦在诗文中对巴州城的描述，“瞰”是常出现的意象，或者说一种文学动作，这和巴州城的历史地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州城周围八山〔从东往北依次为插旗山，塔子山（东龛支脉），化成山（南龛），风谷山（西龛），鹰嘴山（凤嘴山），平梁山（平梁寨），王望山（北山、王蒙山），北龛山（苏山、苏山坪）〕的存在，更是在地理意义上给文人墨客、鹤怨猿惊提供了视角上的支持。如果细致梳理并捕捉这种地理感，在历史纵深中再辅以诗性的遐想与表达，由包含有城市、地理、历史、文学等元素构成其基调，是撰写这篇文章的旨意。

学者章道生认为，对中国人的城市观念来说，城墙一直极为重要，以致城市和城墙的传统用词是合一的，“城”这个汉字既代表城市，又代表城垣。〔见《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收入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叶光庭、徐自立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12月）〕

巴州夯土筑城有文献可考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汉和帝永元三年（91），迄今有一千九百三十年历史。

永元三年，益州巴郡分宕渠县（治今渠县土溪镇城坝）北境（渠江上游巴河流域）置汉昌县，治今巴州老城区。为汉昌县治后，继为大谷郡、巴州、清化郡及梁广县、化成县、巴县、巴中县、县级巴中市、巴中市巴州区治。

考汉昌县治具体位置，在今巴州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钟鼓楼街与东岳庙街以东凸起地带，东、北濒巴河，南临状元溪，唯西面一梁连接米仓道。其城垣走向大致是：由今东岳庙街上口（旧有土地庙），沿新城街东行，至中城北街上段（原有丈余高坎），接原巴中县委后墙处为北城门；再东沿原巴中县委、县人武部后墙，经原县公安局、县政府、县委招待所（老宕梁公园）后坎上，再沿小东门街，至大东内街与大东外街交接处为东城门；转南，沿桂花井、巴州区一小（原万寿宫），穿土星街下段坎（其下原有十余级石梯），沿五十二号房石壁，接东城街一百三十五号附十号至附一号房（禹王宫大门及两侧，原巴中县粮食局办公楼后），穿中城南街，沿十九号房（原杨家公馆）右侧高坎，至南门街上段挨原鼓楼旅馆处为南城门；向西经原鼓楼旅馆、共和茶旅社后坎（其下均低丈余），转北沿东城巷坎上（原有石梯十余级），绕东城街二十五号房后，穿原巴中县进修校，沿钟鼓楼街后坎（其下为今巴师附小，即清代绿营守备署、游击署、千总署），衔接西城街与东岳庙街交钟鼓楼街的十字路口，右侧一号和二号房之间为西城门。在此范围内，台上为汉昌县古城旧址，台下为古城壕。汉昌古县署遗址在原巴中县政府内，背靠城墙，下临巴河，依古制南向。其城墙系挖掘环台地下沟洫中泥土沿台地边缘高险处夯筑而成，土墙周长约三百五十丈。

南北朝时期，萧梁、北魏于大谷郡治汉昌县和大谷郡北（原巴中县江北乡江北村五组）置巴州。至梁末，巴州城已分内、外城，有“琵琶城”之称。内城为汉城，外城为“琵琶”琴柱向西延伸部分，城址大致在今市高级中学（原巴师校）和原望江旅馆之间。城墙周长七百二十丈、高一点二丈，城壕深、宽各一点二丈。

学者马剑认为，在唐代前期、中期，今川渝地区多数城池的修筑并未受到重视，只是沿用了前代的旧城。至唐末五代，大量城市开始修造城池。宋初，今川渝地区对城墙修筑、补葺基本采取消极态度，任其倾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宋中期。到南宋宁宗时（1195—1224），因安全形势恶化，诸多城市才修治城垣，改善城池年久失修败坏的面貌。〔见《何以为城：唐宋时期川渝地区筑城活动与城墙形态考察》，原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这一结论，正符合巴州在以前夯土筑城的基础上代之以土石筑城的历史事实。

五代后蜀广政四年（941），巴州重新修筑城墙，在四周垒石，建造城门及牙楼（城墙要隘处作防护的小楼）。宋天圣三年（1025），对毁损部分城垣再度修复。明成化年间（1465—1487），巴县〔洪武九年（1376）降巴州为巴县，正德九年（1514）复置巴州〕通判唐平、知县王成（嘉靖《保宁府志》作“王臣”）先后于土石结构的城墙外包砌以石，城墙高一丈二尺，周围四里，计七百二十丈，城壕深、广各一丈二尺，四城门上增修楼台；正德年间（1506—1521），分守参议黄瓒、佥事钱朝凤维修城垣；嘉靖十一年（1532），知州朱尹重修，复于四门外城壕上各建桥楼为六门：东门、小东门、旧南门、新南门、应科门、北门；嘉靖二十一年（1542），巴州同知李琛（字野亭）再次修缮，城高一丈五尺，周遭七百余尺，城垣日臻备固；崇祯末，毁于兵燹。清康熙三年（1664），重修城墙。乾隆二十九年（1764），扩建城门，重修城楼，并对四门城楼书名：东为“仁春门”，南为“永平门”，西为“承熏门”，北为“安澜门”，四城楼名皆含祥瑞之意。嘉庆二年（1797）九月、十月，州境白莲教徒前后两次围攻州城，城陷，城垣及城内主要建筑毁于一旦，州署迁平梁寨达八年之久，直到嘉庆十年（1805），州治才迁回原治。当时，修复州城之事上报户部，因中央政府财力吃紧，被列入缓建项目。嘉庆十三年（1808）李天培任巴州知州，重修城垣。选定基址时，将原州署西南一带缩进五分之一，东北仍依原州署旧址划定建设面积。新城垣高一丈五尺、厚一丈，周二里五分，计七百余丈（清代一丈合今市尺九尺六寸），有垛口一千一百一十九个，并分建五门，五个城楼改额为：东城楼名“新泰”，西城楼名“庆成”，南城楼名“文焕”，北城楼名“奠瓯”，新增建小东门城楼名“毓秀”。新城垣比明代以来历次所筑城垣略高，固如金汤，周长减少、城内范围缩小，但实用价值高，为一方保障之资。《（道光）巴州志》卷首《巴州城垣图序》记载：“城址较旧为缩，而崇墉浚洫，足资捍卫，李君天培之功，洵不可没，惟是天然险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