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职申查
我这个人在经济上没啥，我当时不爱财，认为财是祸源。你看现在的地主豪绅，有的掉了头，有的倾家荡产，为的啥？还不是为了家里的财嘛！我始终抱着这一条：公家的财产丝毫不贪的。那时候也不发个工资，发个钱，一天只吃三顿饭，也没有特殊照顾，吃饭都是大锅饭，跟同志们一块儿吃，那时有个极端主义，不准哪个吃私伙食，不准哪个煮小灶饮食，哪个煮小灶查到了就捉，没得哪个敢。可是大概才当主席不到一两月，突然就停止了我的工作。保卫局审查了我二十几天，又才恢复了我的工作，我也才在这时弄清原因：
省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有一个付主席，姓罗，戴个眼镜，骑个马马，到南江又下到八庙垭。接着我也去八庙垭办移交手续。本来内务是管现在的民政，那时就错误理解为管事务，当库房保管员。八庙垭区苏内务是一个姓岳的妇女，没收地主的东西都交她管。那天省苏粮食委员会姓罗的付主席，就把这个妇女关在屋里选没收来的好衣服、皮袄，弄来背起走。我一去就碰着了，说：你在这里做啥子，这是机要的地方嘛！内务开腔：“这是省苏罗主席。”我说：我认得。她说，他要提几件衣服。我说：罗主席，你提衣服干啥？他说，提回去给省苏维埃政府新剧团用。我说：“这好大事情，衣服给，要好多都给，只要有。但是不能给到私人手头，你回去在省苏维埃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办个手续。转到南江财经委员会，要多少我们都给。”这下把他坑住了。他说：我提了回去办。他转过去就发了信，记了我的可恶了。他骑上马马走，我送他。他说：“李主席，你工作很不错啊，你就是这样干啊！”
他走到大河口，正遇上我的一个仇敌告状。我的这个仇敌是个阶级敌人，家里是些恶霸，不是我李正良一个给杀了的。他大儿子陈登其，出去当盖天党，在（仁和场）那里擒住杀了的。我杀他是有道理的。那是第一次收缩阵地中，我们还没走完，他们就开会，活动一帮子人，去抄我的家，捉我的父亲，捉我的女人。那阵我家里没得啥，我二兄弟（李正新）也是参加革命的（大河少共书记），女人（石板乡脱产妇女代表），父亲（是党员）在地方搞工作（在经济公社卖盐，经济公社设铺垭庙）。他们去捉，还定了价：捉到李正良是一百块，捉到李春先（我父亲）是八十个铜元，捉到严文翠六十块。没有捉老二。
当时，红军在观音寺转家寨，灰军在母家坪棕梁上、窑梁上，中间有一个空隙，我家在母家坪李家弯，正处于空隙地带。那天，他们在观音井开会活动了一把子人，田家陈家，也有李家个别孬行头，先写了一个状子送给田颂尧部队的一个王营长，接着便去我屋里抄家捉人。走到离我家二里地的梁上，在河那边住的熊兆福老汉儿看到了，就说：“你几爷子搞不得哟，红军来了你看嘛！”这样，他们又停了一下。熊老汉趁机避开走小路给我家里放了信。父亲和我女人得信后连夜跑到了大河口，那时红军还在太平山，区苏主席是杨孝全，我把父亲和我女人领到 11 师政治部，李先念同志那阵也住在这里。政治部给我了五个人，穿上长袍，内插手枪，由我领路去逮反动。本来是想去逮田会平、田东生、田阳生几个老家伙的；可是陈家的二娃儿该死了，他缠到我不丢，想把我拉到白军那边去领赏。他说要报仇。我说我们没啥仇，我在 **塝（录音不清）撞着你老汉的，装的个穷人，要说报仇的话，我就抓住杀了。他不听，老把我跟上，问同路的那几个是哪里的。我说是我亲戚，姚家坝我女人娘屋的。我问大表叔（东生）二表叔（会平）在哪里？他说：“在棕梁上，你去吗？”我就卖关子，说：“现在红军晓得咋样噢，时局不稳定，我想找个人保我。”他说引我去，我说等把这几个客送走了再去。我从婶娘家出来，他一直跟上，婶娘还说：“陈平娃（庭华）你转来！”他还是不听，我想把他甩开，素性就坐在田吹上歇气，再想办法。可是政治部的同志就有些忍不住了，就问我，我赶紧使了个眼色，他们是鄂豫皖来的，口音被陈庭华听了出来，纵身从田坎上往下跳，政治部的几个便蹦下去撵。快下沟了，陈庭华崭新的裤腰带齐斩斩蹦断，这还是他婆娘在娘家专门做的花布裤带。陈庭华下沟把脚干拌断了，可是红军打了几枪，也没有打中。
就这么回事，陈家记了仇，到第二年，老汉还一天去“讨口”，遇到人就告我。这听说省里有个罗主席在大河口，便又去告状，说我过去是大河口的区队长，还有两把手枪没缴。其实大河口的区队长是有名的李春年，那个不晓得呢？这个罗主席不调查一下，第二天跑回省苏就给丁武选讲了，丁武选当时是保卫局局长，他马上给三十一军政治部打了电话，要把我逮捕了。电话是林（英安）主任接的，这又是个好人，当即回答说：“这个干部当县主席，是我们在南江将近驻了一年才选的，他的情况我们调查过，是苦力背老二出身，他父亲也是家庭贫寒，都没有啥子。”后来省委书记袁克服又派总保卫局下来调查，冤案才算澄清，二月分又才恢复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