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红军
1932年冬，红军一入川，我就参加红军了。这年南江县发生再一件大事就是“大请愿”，闹款，抗捐。田颁尧的“经济建设”就是种烟（鸦片烟），他的经济命脉也是“烟”，收烟款，当时南江70%的土地都是种的烟，我佃五、六背田种，要缴六、七快（银元）的烟款。银价上涨，开始一个银元折1.8吊铜钱，后涨到3.2吊，最后涨到10吊，就是要一千个铜元！可是人人种烟，又不值价，一两烟才卖0.5-0.7元，“炮商”（贩子）还中间剥削，常常压价。还有，由于普种大烟，吃的人也多，开始抽耍耍（偏房），后头抽“正房”，卖田卖地卖房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田地荒芜，社会瘫痪。栽秧时机都过了，一些良田良地还长着手臂粗的芦苇。
这年正月初一早晨，我还睡在铺里，田丁张成烈就把我从铺里抓起来要款。我头年只差五角的尾数，他这要收我七角，说两角钱是跑路费、辛苦钱，我实在气不过，把他一拳打倒在冬水田里，我也就跑了。跑烟子厂，给姨父魏大良的烟子厂做工。后来，南江田氏军政府逼款越来越凶，出了“杀人可想，欠款难逃”的布告。农民点起了反抗的怒火，进城“大请愿”，大河区就来了好几千人，全县有四万多人参加，我也来了，那瓦厂坪、梯子湾都是人。冬月，吃水红籽的时候，长池最激烈，农民张老幺为代表，共五个人找姚焱县长谈判，被姚扣押，激起了群众公愤，轰上大堂，撵得县长翻北门城墙，又被激怒的群众追上，打断了他一只手臂。
冬月二十三，任伟章的部队又在长池坝打死国民党南江县指导委员会指导员胡文炜，这家伙向田氏军政府写报告，说南江不是缴不起款，是刁顽的农民抗款不交。打死胡文炜，事情闹大了，反动政府开始抓人，凡闹过款的大小头目都抓进监关起，关了七、八百人！那时候差不多一天一个消息，有点象辛亥革命那年子样，一会儿说田颂尧要对通南巴挂剿牌罗！一会儿说通江那边来了一大股土匪、广棒老二，人枪都顶好，啥子部队都抵不住罗！一会儿说来的是共产党、红军哪！又说红军有邪法，当官的吃饭都要喝神水罗！越说越凶。我心想，既然事到今天，这个社会要扒遍，反正军款又这么重，过不了好年，索性我不管，等来了看看再说。
这样嘲了二十多天，冬月二十几了，下了场大雪，我们帮工的就决定去找厂老板（当时称“老伙计”）魏大良，解决过年的事。下了山，正好迎面来了二十几个红军，走着整齐的队伍，带头的拿了一张报纸，从杨家沟到演禅寺。魏大良很滑头，化装成一个穷苦老百姓，带了他的一帮人，手执“穷人欢迎红军”的三角小旗。这时被厂里开除了的工人杨光坤便向红军报了，红军立刻把魏大良抓了起来，押往他家里。杨光坤对魏大良仇恨得很，在这不久以前，他曾半夜放火烧了厂房，我救火还丢了新棉袄，这天身上穿的还是三姨给的件衣服和一个皮领架，裤子就烂稀稀的了。我同堂兄李正伦、李正品、李正孝等都住厂，年青胆子大，跟到了魏家，给红军又是装烟，又是倒茶。红军很讲礼地说：“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听不很懂，只是笑着点头。接着就抄了魏大良的家，衣物、鸦片、金钱、肉、米等，装了两大丝背，要魏大良、魏庭春背上。我们怕弄去背行李，就东一个西一个走了。
第二天，红军把魏大良、魏庭春、赵书益等堤起押了回来。因魏大良承认有三支枪，红军押着他到后山山洞去取。赵家壕几家财东的东西都藏在山洞里的，还有老婆婆、两个大女子也藏在山洞里。红军去拉了一匹马，抄了七、八背东西。我们怕叫去背东西，没敢到跟前去，只在对面山巅巅上的大石头边打远跳。红军叫魏大良找人送东西，还有赵家壕的，共十几个人。第三天，三姨对我说：““你三姨父这次去凶多吉少，你去给我探个信。”我晓得当探子捉住要杀头，没有去。第四天，红军又来了，打天井
屋基魏家那几爷子的家，我想也去整点过年财喜，一去，那人多得很，都在抢衣服。红军说：“除了我们需要的，你们要啥就拿嘛！”我走进歇房，看到一个大红柜子，还装有多半柜子米，就倒了大半丝背米背到烟子厂。这时烟子厂已经没有人了，我那些堂兄弟也走了，看来魏大良的烟子厂是办不成了，便又掏了几块魏家埋在厂里的腊肉，和米背起往家里走。走到大爷庙，上头又来了一伙子打家的游击队，我躲在煸里，错过后紧走慢走把三十里赶完，总算落了屋，才放了心。
红军是陕西镇巴、竹峪关洪口过来的，先到通江的西河口，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两百一，从陕西汉水翻山到上两河口是二百一十里路，上七十，下七十，中间平起七十，这座山叫大天池寺。两河口上面到汉中的军坝，还有座小天池寺。腊月十几里，红军就从通江来到鸡龙垭、范家山！巴蕉溪、吴家沟、孙家山、观光山，没有到石板摊、观音寺、郑家沟一带来，有一天，听说有个蒋排长到了观音寺讲话，要成立苏维埃。会开完又回孙家山去了。我们母、宋二坪的穷人就相约到孙家山去请红军。一去，正碰上红
军搭台子开大会。那时，老百姓看到穿织贡呢大笔的就认为是当大官儿的，其实那装束都是没收地主豪绅家里的衣物改制的。会上给我们发了传单，我们那时不知道啥子叫“传单”，都说成“公事”。那上面说的是一个犯错误的人，过去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叫张伯堂，河南郑州人氏，在什么地方打土豪不归公，奸污妇女，准备叛变逃脱，现在逮捕了，要法办。
看完传单，就听红军讲：来开会的不要走，开完会吃过饭再回去。我们肚子也饿了，就等着开会。台子上用红纸写着会议程序，第一宣布开会，第二推选主席团等十几条。看完程序才晓得今个儿是孙家山成立乡苏维埃，所以那么隆重。乡苏委员选了十来个，都是穷人，巾巾吊吊的。下面有些人说：“哪些人都能办事？！”有的说：“红军就是要那号人！”果真，会开完就到孙家老房子去吃饭。用大黄桶作甄子蒸的干饭，装在大锅盖里的，有碗的拿碗，没碗的用竹盒子，啥都没有的我在包篮子（衣）里吃。饭吃完，天已黑了，我想起赵廷锐有个大女子放在孙奎家里，于是便到孙家去找歇处。孙奎是个外面跑的人，他找了张报纸给我们念，报上说哪里有一支人，枪多少。说的是贺龙。就决定第一天关报名当红军。
同我一起报名的有岳文海、刘任林、郑光之等，他们当时就编到连队去了，唯我没有，红军给我取了打土豪的便衣穿上，叫我回去做宣传工作。第三天，红军到观音寺开会，成立乡苏维埃，我又去参加了，接着下石板滩成立乡苏维埃。石板滩选的岳蒿山的主席，我被选为文化委员会主席，周清明的游击队长，吴西陆屋里老雷的内务委员。红军中来了两个年轻娃儿，政策懂得多，嘴巴最会说，教我们咋块讲话，说些啥子。记得内容大概是：打土豪分田地，周济穷人，穷人要踊跃参加红军，因为要保护果实就
得要有红军。直接参加红军可以，参加游击队、少先队也可以，扩大一个连可以，一个营也可以。我照着教的在石板滩戏台子上讲话、宣传。那两个红军认为我胆子大，敢于揭发本地的豪绅地主，于是又带我到神潭溪去打土豪、分田地。打了曹家、陈家地主，又上到仁和打魏家、官家地主，转过来又打岳伯禄和徐明金的家，先后在仁和场、演禅寺成立乡苏维埃。我实际成了红军73师政治部地方工作队的一个成员了。这时候，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说大河口乡苏维埃被推翻了。四婶跑来给我说：““李正良，不要干了，蒋介石来的队伍多得很，还有“臭炮”，打在山上树都要死！大河口的苏维埃都推翻了，还打死了一些红军。”我当时说：“你老人家快回去，我们都是穷人，不要信那些。”四婶说：“都在说啊！”我说：“他们都在说，你就不要说！”
(本文由岳崇涛、潘广炎1981年录音采访，崔洪礼、刘昌惠、岳崇涛、潘广炎抄录，潘广炎整理。本站又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轻微的修改，主要是某些“土话”很多年轻人听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