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莩枕藉少生全——光绪三年南江大饥荒纪实

五

旱灾引发的大饥荒从光绪三年秋开始，至光绪四年夏结束，长达十个月之久，南江历史上罕见。

经历这次特大旱灾，陈家修感慨万千：“余究观其始终，而知防旱之道在于积谷，而积谷犹善。盖济谷有田经久牧民者，能于平时劝民多买济田（地方或宗族集资购置田产，收储租粮，以为救贫济荒、兴办学校等公益事业及祭祀祈祷等事之用，也名“义田”——引者注）。虽凶岁可无患，惠政无以过之。而救旱之策，平粜为最，源源不绝可以久行。其次，当佐以施粥、赈谷尤便于贫者。而赈钱为下，按名分派所获有限。然亦能延饥民数日之命，均不可废。”

陈家修，字献堂，永川（今重庆市永川区）举人。光绪初年授南江县训导，在任十余年。

光绪三年，川北南江、通江、巴州大旱之外，晋、豫、秦等省甚至整个北方都面临大旱。这次大旱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后果也特别严重。旱灾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保守地说也有一千万。由于这次大旱以光绪三年至四年为主，而光绪三年、四年的干支历分别为丁丑、戊寅年，史称“丁戊奇荒”。针对“丁戊奇荒”，西方观察家保罗·波尔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廷认为饥荒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是自然界运动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政府只是考虑一旦饥荒发生了如何赈灾，而没有考虑如何铲除产生饥荒的原因。”

言及灾荒，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救灾最重要的当然是灾民的生命财产。然而余新忠在《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一书中，通过对道光三年（1823）水灾的研究发现：“国家的荒政重济而轻救，国家对灾后赈济的规定至纤至悉，而对灾患发生时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抢救则既无规定，也少行动。”此言看似奇怪，其实不难理解：传统宗法社会对灾荒的重视，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拯救生民”，而在于担忧灾荒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在赈灾具体举措上，除了着眼于迅速有组织的施救，更注重维持社会安定，让活下来的人有活路，避免激变灾民。这就是为什么清代帝王都经常强调“省刑为荒政之要著”。在传统宗法社会，因灾荒而大范围迁徙的流民，与户籍制度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旦暴力求食，“流民”变为“流寇”，将对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南江知县的张熙谷、四川总督的丁宝桢在赈灾中之所以扮演着积极角色，除了个人良心，这才是官僚体系极为关注救灾的动因。

（作者：周书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