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莩枕藉少生全——光绪三年南江大饥荒纪实

四

朝廷得知南江灾情并同意支援后，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了封疆大吏、时任四川总督丁宝桢了。在救济南江数万嗷嗷待哺的饥民这件大事上，丁宝桢采纳了川省赈灾方面官员的意见——张熙谷之前将南江灾情上报府、道后，保宁府知府、川北道道署再报四川总督府，川督丁宝桢随即派员从成都到南江核实，征得朝廷同意后，从比较富裕的川东州县拨运仓谷到保宁府。因保宁府下辖州县不只是南江一县发生灾情，紧邻的巴州、通江县灾情也不亚于南江县，国家层面的救助中，南江县获得七千石救济仓谷，巴州、通江县等受灾州县也获得多少不等的仓谷。

丁宝桢派员到南江核查灾情期间，有一个叫傅文藻的贡生给总督府的核查官员进言，献筹赈之策，为南江县日后获救济仓谷立了大功。

接任陈家修南江县训导的射洪（今遂宁市射洪县）举人舒云逵在《傅春洲孝廉墓志铭》中写道：“光绪三年丁丑，岁大饥，哀鸿遍野。川督丁公饬员履勘，先生为筹赈之策以进。当事者上之，因得移输川东仓谷七千石以济，至是南邑之民困始苏。疮痍大起，而卒莫知策之自先生发也，而先生亦无言也。”

傅文藻，字春洲，南江县长池乡长池坝人，祖籍江西。旱灾结束一年后，也就是光绪五年（1879）在成都参加乡试，中举；光绪十五年（1889）参加会试，不第；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以疾殁于京师寓馆，年四十七。

光绪四年春夏之交，农家豆麦即将成熟，此时，七千石仓谷人背马驮，运抵南江，南江民气复苏、民困始解。陈家修感言：“若非多方补救，则南之饿殍更不知几万亿矣。”“几万亿”诚然是夸张，言饿死的人更多，这是不可置疑的事实。

“七千石”仓谷究竟有好多，我们将它与民国初年南江全县的仓储作一比较，印象就直观了。

《（民国）南江县志》第二编《仓储志》就民国二年（1913）全县常平仓、监仓、社仓、济仓、积仓五种不同性质的粮仓实存谷额做了统计：常平仓，实贮京斗（国家规定统一使用的粮食量器，一京斗为十六市斤，合仓斗五升、市斗四升）谷七百七十石二斗八升四合三勺；监仓，实贮京斗谷六十一石七斗一升五合七勺；社仓二处，共贮京斗谷九百七十二石五斗一升七合五勺；济仓（设于市场的义仓，收获季节，于民户征粮积蓄，以备荒年放赈；义仓，由士民捐置并自行管理经营的粮仓）四处，共贮京斗谷二千六百二十六石三斗五升；积仓，县城及各市仓一共实贮京斗谷六千二十一石九斗一升五合。

民国二年，南江县仓储稻谷超过一万四百五十石。也就是说，三十五年前，国家拨给南江的救济粮占民国二年南江全县仓储的六成多。从人口数量看，上文根据道光初年与民国元年人口对比得出光绪初年南江人口在十万左右的数据，减去饥荒中饿死的几万人，余下人口全年食用这七千石仓谷，完全能满足温饱，无需愁没饭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