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二）

三、第三阶段（1980-2010年）

这一阶段为巴蜀文化研究活动的高潮期。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考古发掘方面，巴蜀文化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文物部门对三峡地区的1000余处古遗址、古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古文化遗物，这批珍贵的文化遗物为巴蜀文化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现将本阶段巴蜀文化研究活动的情况按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的顺序从学术研究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介绍于下。

（一）20世纪80年代的巴蜀文化研究

1.学术研究方面（包括专著和论文）

有关的专著及其研究内容可简述如下。

顾颉刚著《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著作中透彻地阐述了古代四川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关系。

徐中舒著《论巴蜀文化》。著作中除从文献记载方面讨论了巴蜀民族的文化和历史外，同时还对该地区考古发现资料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根据湖北、四川两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资料有诸多相似之处的特点，徐先生认为四川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若干文化因素应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遗存。

蒙文通著《巴蜀古史论述》。著作对古代巴蜀民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邓少琴著《巴蜀史迹探索》。著作中就巴蜀史迹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有独到见解。

董其祥著《巴史新考》。著作中探索了巴族古代社会发展的历程。指出，商代武丁、妇好伐巴方是在江汉平原，不可能在四川盆地内。此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巴史的著作。

任乃强著《四川上古史新探》。著作分析了上古时期巴人与巴国的关系以及巴族经营盐业的历史。

此外在工具书方面，有刘玉林的《华阳国志校注》、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在这两部工具书中，二位校注者均对巴史、蜀史做了较全面分析。

除以上专著及工具书外，还有多本巴蜀文化研究文集编辑出版，如徐中舒先生主编的《巴蜀考古论文集》、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民委编辑的《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市博物馆编辑的《巴渝文化》（第一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文物》及编辑部编辑的《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等，共辑录论文100余篇。此外还有林向先生编辑的《巴蜀的历史与文化论著目录提要索引》（1930-1985年）。

除了巴蜀文化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外，这一阶段里还有许多关于巴蜀历史、考古、民族、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学术研究论文发表。因篇目较多，研究范围广泛，难以一一举例，这里我们只能挑选出部分代表篇目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做以下简介。

1980年，王家佑、王子岗发表了《涪陵出土的巴文物与川东巴国》，林奇发表了《巴楚关系初探》；1981年唐嘉弘发表了《巴史三题》，汪宁生发表了《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1982年田德生发表了《土家语概况》；1983年彭武文发表了《从葬俗特征论述土家族的族源》，张雄、黄成贤发表了《廪君蛮的发源地及迁徙走向考》，王劲发表了《对江汉流域商周时期文化的几点认识》；1984年孙华发表了《巴蜀符号初论》，唐嘉弘发表了《巴国是一个奴隶制王国吗》，林春发表了《宜昌地区长江沿岸夏商时期的一支新文化类型》，段渝发表了《古荆为巴考辨》，彭英明发表了《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廪君蛮的起源及其发展述略》，李复华、王家佑发表了《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段绪光发表了《巴渝舞的曲名和性质新探》，蒙默发表了《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与西南民族的关系》，董其祥发表了《巴渝舞源流考》，杨铭发表了《巴渝舞的曲名和性质新探》；1985年石应平发表了《土家族族源探索》，赵殿增发表了《巴蜀文化考古学分期》，李绍民发表了《川东南土家与巴国南境问题》；1986年何光岳发表了《巴人的来源和迁徙》，姜孝德发表了《巴蜀之“巴”语义源流探索》，段渝发表了《试论宗姬巴国与廪君蛮夷的关系》；1987年冯一下发表了《试析巴蜀器物上的龙凤虎纹饰》，彭官章发表了《廪君时代考略》，张勋燎发表了《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邓兴军发表了《试论巴、楚文化交流》，刘豫川发表了《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范勇发表了《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林必忠发表了《试论柳叶形青铜剑的源流》，赵殿增发表了《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等。

从以上列举的30多篇具有代表性的巴蜀文化研究文章的命题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里，真正从考古学角度来研究巴文化的文章实际很少，仅7篇，约占五分之一，而在这7篇考古文化研究文章中，涉及早期巴文化考古的文章又只有王劲、林春、杨权喜的3篇，其余的多是关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方面的文章。此现象表明，在这一阶段里，虽然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出现了转机，而且“早期巴文化遗存”概念已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考古学研究者提出，但参与研究者却并不多。再从参与研究的学者的所在地来看，也仅仅只是湖北省的几位考古学研究者在尝试着探索，而四川、重庆、湖南、贵州等地的考古学者还没有参与进来。正因为考古学研究者们对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认识不足，因而影响了早期巴文化研究的进程。

2.学术会议交流方面

20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分别在四川、湖北召开了两次关于巴蜀文化方面的学术讨论会，讨论会情况如下。

（1）四川会议

1986年10月，由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等11家单位联合倡议召开了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地址在四川广汉县三星堆巴蜀文化遗址发掘地。而此前的1986年3月至5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遗址面积1325平方米，出土陶片数十万片，其中能复原和能辨别出器形的文物多达2000余件。此外，1986年7月18日，广汉县南兴镇第二砖瓦厂在三星堆遗址地取土做砖时发现了一批玉石礼器，后经文物考古部门发掘，清理出一个长4.4米、宽3.4米、深2.2米的大型祭祀坑(发掘报告称第一祭祀坑)，坑内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400余件。同年8月14日，又在第一祭祀坑旁边约20米处发现了一个长5.3米、宽2.6米，距地表深2米多的祭祀坑（发掘报告称第二祭祀坑），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青铜器，文物品种和数量都比第一个祭祀坑有新的突破。面对如此重要的考古发现，围绕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考古发现来举办这样的一个学术讨论会，意义相当深远。这在当时来说，不仅在四川，即便在全国，也属首次。此次会议设定标题为“巴蜀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有13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围绕巴蜀的传说与历史、巴蜀文化的含义与分期、巴蜀各民族的源流及与周邻地区各民族的关系、广汉三星堆巴蜀文化遗址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参会论文多达70余篇，后经会务组挑选出28篇质量较高的论文编辑出版了《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专辑(由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论文集分《历史·民族篇》和《文化·考古篇》，其中与巴文化相关的论文有李绍明的《巴人与土家族》，张雄的《鄂西悬棺葬和“巴”“蜑”》，邓延良的《巴与土家的民俗比较》，尹盛平的《巴文化与巴族的迁徙》，段渝的《涪陵小田溪巴王墓新证》，高应勤、卢德佩的《长江西陵峡至川东夏商时期文化分析》，其余文章亦皆为巴蜀文化方面的内容，并多以蜀民族的历史、文化、考古为主。一些知名学者如李学勤、李绍明、林向、蒙默、董其祥、张勋燎、张雄、邓延良、宋治明、徐南洲、李复华、王家佑、尹盛平等都参与了本次会议论文的撰写。《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论文集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引用率较高。

（2）湖北会议

1988年8月，应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关部门邀请，湖北省考古学会在鄂西自治州境内举办了“湖北省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此次讨论会是一次考古与民族学相结合的学术活动。

鄂西自治州是个多民族地区，居民以土家族、苗族为主，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20世纪50年代时，人们曾在清江下游发现了距今约20万年的“长阳人”化石，七八十年代，考古人员在清江下游及清江与长江交汇地区的长江右岸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的“城背溪文化遗存”，在清江中游的长阳桅杆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最底层还发现了距今约10000年的陶器。80年代初，文物部门在清江流域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发现了好几处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址、夏商西周时期遗址、东周时期遗址。1988年5月，文物部门对清江中游地区的长阳香炉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是一处历夏、商、西周、东周各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在遗址中，清理出的陶器、石器、骨器等多达1万余件。此外，在清江流域还时有西周、东周至汉代的青铜器出土，清江两岸还分布有较多的悬棺葬。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也多与古代巴蜀文化关系密切。“湖北省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着重就清江流域古代文化的发展以及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性质，楚族与古代少数民族的关系特别是楚与巴、濮的关系，沮漳河下游地区夏商时期考古文化与三峡地区夏商时期巴蜀文化的关系，巴人图腾、廪君与巴人的关系，廪君筑夷城的历史，夷城的位置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本次会议收到论文59篇，经大会秘书组挑选，共选出32篇论文编辑出版了《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二）》（由湖北省考古学会秘书组选编）。在这32篇论文中，涉及巴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有7篇，其中3篇为间接涉及。在这些论文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杨权喜的《关于巴、濮若干问题探索》，王纪潮、唐刚卯的《巴人虎图腾辨析》，蔡成鼎的《廪君、虎巴新考》，罗家新的《浅说夷城》，笡浩波的《湖北商时期古文化分区探索》，张万高的《江陵荆南寺夏商遗存文化因素简析》，王宏的《论江汉地域西周时期的文化分区》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会代表围绕鄂西及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这支不同于江汉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文化纷纷发言，讨论热烈，代表们认为，鄂西三峡地区夏商时期的巴文化独具特色，应该加大其研究力度。一些知名学者如王劲、方酉生、李松生、张正明、郭德维、吴永章、杨权喜、蔡成鼎、王善才等，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都在大会上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此次会议为湖北鄂西地区考古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探索巴文化起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巴蜀文化研究

这段时期的巴文化工作主要包括学术研究和巴文化研究组织建设两个方面。

经过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发掘的一些新材料的研究，巴文化的遗址遗存逐渐被学界所认识，于是，过去笼统被称为“巴蜀文化”的原川东重庆地区及鄂西三峡地区的先秦古文化已被学术界转称为“巴文化”了，随着三峡水利工程的上马，全国近三分之二的文博考古单位及相关高校的考古队都云集三峡地区，对三峡地区近千处地下文物遗址遗存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一批批地下文物被科学地发掘出来。这些新发现的地下文物资料使我们对古代巴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使巴文化研究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时期。

在这一阶段里，一些颇具影响的巴文化研究专著和学术研究论文集陆续出版，另外在一些巴文化研究期刊和学术杂志上也有相当多的巴文化研究论文发表。巴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库区规划设计处汇编的《葛洲坝工程文物考古成果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任乃强民族研究文集》（文集中有《巴族与食盐》的专文，民族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庆市博物馆主编的《巴渝文化》第1辑(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2辑(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4辑(重庆出版社，1999年出版)，王静主编的《巴渝舞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出版。论文集中多刊有关于巴蜀文化、巴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章），贵州土家学会编纂的《土家族研究（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管维良著的《巴族史》（天地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治民著的《蜀文化与巴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湖北民族学院筹划编纂了一套《土家族研究丛书》（《土家族区域的考古文化》《土家族文化的发生学阐释》《土家族生死观绝唱——撒尔嗬》等共7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林永仁、来层林著的《巴楚文化》（华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王子君、陈洪、郑子华主编的《巴土研究（一）》（鄂宜图内字第41号，1999年出版），薛新力著的《重庆远古文化》（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杨代欣、王家佑等编辑的《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巴蜀书社，2001年出版，该论集中共有11篇，从第1页到第420页全部都是巴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辑的《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重庆出版社，2001年出版），杨铭编的《土家族与古代巴人》（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管维良著的《重庆民族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出版），蓝勇等著的《巴渝历史沿革》（重庆出版社，2003年），王善才著的《考古与早期巴文化揭秘》（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董珞著的《与猛虎有不解之缘的土家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林向《巴蜀考古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管维良著的《从巴都到陪都——简明重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孙华著的《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张良皋著的《巴史别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出版），胡茂成、顿祖义主编的《巴文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任桂园著的《从远古走向现代——长江三峡地区盐业发展史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出版），曾超著的《巴人尚武精神研究》（中国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白九江著的《巴人寻根——巴人、巴国、巴文化》《巴盐与盐巴》（重庆出版社，2007年出版），应骥著的《巴人源流及其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吴锐编著的《中国西部文明研究·清江篇》（海南出版社，2008年出版），薛新力主编的《巴渝古代要籍叙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朱世学著的《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于孟洲著的《峡江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余西云著的《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文化研究会主编的《巴土研究（二）》（中华诗词出版社，2010年出版）等。

总的说来，在这20年里，编辑出版的巴文化研究书籍汗牛充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文化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已有一大批有志之士长期地从事着巴文化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前辈几乎已将一辈子的心力都投入到了巴文化的研究之中，这也正是这20年里巴文化研究成果辉煌的根本原因。

在20世纪末的十年和21世纪初的十年里，重庆、湖北两地多次举办了巴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规模有国际性的、全国性的、省际的。部分研讨会的情况可以简述如下：

1992年4月，由四川省文化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历史系等10家单位联合在四川省广汉县召开了“纪念三星堆考古发现六十周年暨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为推动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而召开的。参会代表有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200人，会务组收到论文80余篇。与会代表根据个人的研究特长，分别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学、美术学等多角度对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巴蜀历史与文化进行了讨论。会后选取36篇论文结集出版了论文集（这本论文集由李绍明、林向、赵殿增主编，书名：《三星堆与巴蜀文化》），该论文集中除多篇专门探讨蜀文化和三星堆遗址文化外，也有关于巴蜀文化和巴文化的研究论文，如黄晓东、曾凡模的《巴文化原生形态初探》，张雄的《从夏商时期鄂西文化遗存看早期巴族——兼说“巴”“蜀”非相同族属》，钱玉趾的《巴族与蜀族文字考辨》，王劲的《鄂西峡江沿岸夏商时期文化与巴蜀文化关系》，杨权喜的《荆楚地区巴蜀文化因素的初步分析》，陈丽琼的《略论巴蜀货币》，段渝的《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等。通过这部论文集，我们可以看到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及巴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新课题的深入研究状况。

1993年秋，由中国先秦史学会、重庆巴文化研究会、重庆市文化局、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市博物馆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在缙云山下的西南师范大学举行了全国“首届巴渝文化学术研讨会暨重庆巴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我国一些知名学者和热衷于巴文化研究的学者纷纷参会并向大会递交了学术研究论文，如李学勤撰写的《巴史的几个问题》，沈长云撰写的《论姬姓巴国的建立与其土著的族属等有关问题》，孟世凯撰写的《巴渝文化琐议》，管维良撰写的《巴文化及其功能浅说》，李禹阶、黄晓东撰写的《巴族社会组织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段渝撰写的《论“早期巴文化”——长江三峡的古蜀文化因素与“早期巴文化”》，张之恒撰写的《巴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苏兆庆撰写的《考古发现与巴文化探源》，杨铭撰写的《巴的历史与文化的起源评述》，姚政撰写的《论巴族国家的形成》，柳春鸣撰写的《试论廪君蛮迁徙的方向》，唐昌朴撰写的《先秦巴国都邑与疆域考议》等。上述学术论文皆是围绕巴文化的种种课题而撰写的，体现了研究者们的真知灼见，这是重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巴文化研究开端。该讨论会的召开和巴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促进了巴文化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深入。

1995年春，湖北省宜昌市文化局和宜昌市群众文化学会联合向川、鄂、湘等有关省市的专家学者发出了关于1995年11月在宜昌市召开“首届巴楚文化研究会”的“征稿启事”，各地专家学者积极响应。研究会共收到论文100余篇。此次到会代表80余人，与会代表就巴文化、楚文化的成因、发展、内涵、外延、地域范围、个性特征及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学者们认为，巴楚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它主要分布于鄂、湘、黔、川、陕五省或交界区域，以长江三峡为其活动中心。就巴楚文化的特征而言，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地域间的重合交叉，二是文化上的深层融合，三是民族间的联姻通婚，四是习俗上的融通混同。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并递交了论文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如张正明、谭维四、徐荣强、杨奋生、管维良、刘先枚、刘玉堂、何光岳、雷翔、蔡靖泉、鄢维新等先生都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会后，专家们又将各自的论文进行了修改、润饰，经编委会审定后挑选了68篇编辑成《巴楚文化研究》论文集。该论文集亦在会后公开出版。在这本论文集中，除了有关巴楚文化关系的研究论文以外，也有关于巴文化研究的专题论文，如刘先枚、刘自兵的《“巴即彭”小考》，金伟的《土家族源考》，向光的《土家族向氏渊源》，杨华的《巴族崇“鱼”考》，萧国松的《巴文化中的龙、虎崇拜说略》，刘玉堂、贾继东的《楚人西进与巴蜀都市的文化基因——楚、巴、蜀关系一瞥》，赵海洲的《巴人崇虎与赶虎初析》等。

2002年8月，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文化研究会”在恩施市成立。恩施州有28个少数民族，其中土家族、苗族、侗族为该州少数民族的主体，土家、苗、侗文化积淀深厚，历史悠久。这里的文化资源大致有四大特点：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文化丰富多彩；自然文化独一无二；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为加速鄂西个性文化的开发，恩施州成立了“巴文化研究会”，以开发巴文化研究来带动文化产业，使巴文化研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次会议规模不是很大，但会议举办方邀请了一些有影响的巴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参加。与会代表多数都向大会递交了学术论文，其中有张正明的《巴楚文化关系述要》，张良皋的《甲骨文巴人首创说补证》，黄柏权的《巴巫的历史考察》《关于“巴”的考释》，邓辉的《巴人·巴国·巴文化》，张汉卿的《巴文化研究概说》，彭武一的《巴·土·土家》，彭英明、段超的《略论巴文化和土家族的关系》，杨华的《对巴文化与土家族文化研究的再认识》，胡尧的《试论巴人与土家族的关系》，雷翔的《廪君转说考》，王晓宁的《湘、鄂、渝、黔地区的土著居民》等。上述所列论文凝结着专家学者们的心血，研究成果有比较高的价值。诞生在巴文化腹地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文化研究会”将过去各自为政的一些巴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们聚集起来，从而使巴文化的研究从此踏上坦途。

2001年12月，这是21世纪第一年的岁末，由重庆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文化局承办的“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暨2001三峡历史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召开，参会代表100余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考古文博单位及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会的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三峡文物保护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争鸣，气氛十分热烈。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内容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研究以及多学科的综合性考古研究。从会后编辑出版的论文集来看，48篇文章中，多数都是围绕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而展开研究的，其中也不乏巴文化研究方面的专门文章，如方刚、张建文的《巴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黄海的《巴文化发展阶段浅析》，罗二虎的《初论晚期巴文化类型》等，其他文章中或多或少也都涉及巴文化内容。其实，长江三峡地区是巴文化的中心区，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东周时期的考古文化遗存在文化属性上基本上都属巴文化，因此，研究三峡地区考古文化遗存实际上就是研究巴文化遗存。

（杨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