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一)

巴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距今已历90余年。而关于巴文化最早的研究，却是从“巴蜀文化”开始的。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及认识水平的提高，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鄂西和三峡地区发掘出的堆积如山的文物资料表现出与四川地区先秦文化遗存的一定差异，不得不使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逐渐从过去笼统称谓的“巴蜀文化”旧概念中将“巴文化”分离出来，从而复原出它的本来面目。

回顾巴文化研究的90年历程，可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0—1949年）；第二阶段，即20世纪的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1950—1979年）；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1980—2010年）。

现在我们将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情况分阶段逐一介绍。

一、第一阶段（1930—1949年）

早在1930年，史学大师吴致华先生就根据文献典籍中的有关记载，撰写了研究文章《古巴蜀考略》，文章考证了巴、蜀的立国及疆域情况，这是近现代研究巴蜀历史的早期代表作。随后马培棠撰写了《巴蜀归来考》、钟凤年撰写了《论秦举巴蜀之年代》、张公量撰写了《张仪入秦续辨——附马培棠、钟凤年二先生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初元说的商榷》。这些文章及所述观点，曾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1929年广汉真武宫的玉石器出土和1934年真武宫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更一时成为巴蜀文化研究者讨论的热门课题，当时避居日本的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曾来信问及这两项考古发现。据资料介绍，复信中认为考古发现中的琮、璧、璋等均与中原的出土物相似，证明中原与蜀地之间，很早就有了文化接触。对于真武宫遗存，当年的《发掘报告》将其称为“广汉文化”。

20世纪40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为避战祸，全国绝大多数学者云集西南。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与成都等西南中心城市便成为学者们汇聚的中心。著名学者顾颉刚、徐中舒、董作宾、缪凤林、童书业、郑德坤、卫聚贤、商承祚、吴敬恒、傅振伦、陆侃如等，都来到四川地区。这些史学大师们来到蜀地，凭借他们的专业敏感性，很快注意到了成都地区当年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的资料，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代表性的文章有顾颉刚的《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郑德坤的《巴蜀始末》、陆侃如的《评卫聚贤“巴蜀文化”》、黄少荃的《秦灭巴蜀考》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巴蜀史研究形成的第一个高潮。这其中尤其是卫聚贤先生，除自己探身巴蜀史研究以外，还根据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这些实物资料，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巴蜀文化的提出，对四川地区巴蜀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卫聚贤先生在《巴蜀文化》一文中提出：古代的巴国在今汉中，巴可能因渝水（嘉陵江）而得名。对成都白马寺坛庙出土的青铜器，根据其中有较多兵器的现象，卫先生推测白马寺坛庙可能曾是蜀国的武器库；而根据其中亦有一些青铜礼器如罍、罈等祭器的情况，卫先生认为白马寺坛庙还可能曾是蜀国的宗庙。关于白马寺坛庙出土兵器的年代，卫先生认为应在商代末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更值得提出的是卫聚贤先生在他主编的《说文月刊》上专门开辟了“巴蜀文化专号”，当时一些颇有影响的史学大师都在此“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巴蜀文化的研究文章，如于右任的《巴蜀文化之研究》、卫聚贤的《巴蜀文化》、缪凤林的《漫谈巴蜀文化》、傅振伦的《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吴敬恒的《避巴小记》等。可以说，卫聚贤先生在那个年代对巴蜀文化的开拓性研究，大大推动了四川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在1933—1934年广汉真武宫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后，面对陌生的出土遗物，学者们一时无从着手，颇感茫然，此时卫聚贤先生采用了以出土文物来求证巴蜀古史的研究方法，不仅匠心独运而且影响深远。

总的来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蜀文化研究从开始提出到一批史学大师努力探索，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巴蜀建国的历史可能在殷周之际，其国当在长江上游地区或陕南汉中地区；四川地区的先秦文化遗存与古蜀国有关，同时也表现出了与中原文化某些因素的联系。不过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及考古材料的缺乏，老一辈史学者们在研究时主要还是依据文献典籍中记载的线索来进行分析和考证的。当然，文献史籍中记载的巴蜀古史也是可以肯定的。本阶段里“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为后来巴蜀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客观地说，此一阶段的所谓“巴蜀文化”，除借助文献典籍记载附带涉及了巴国的历史外，其主要研究对象其实只是成都地区的古蜀国历史，也就是说，此时所谓的“巴文化”概念，在这一阶段还没有真正建立。

二、第二阶段（1950—1979年）

1949年后，为配合各项工农业建设，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四川、湖北地区发掘了大批古遗址、古墓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汉以后各历史时期。现按四川、湖北两个区域来分别介绍。

（一）四川地区

1958年7—8月和11—12月，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四川省文物部门先后三次对巫山大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中墓葬分布密集，揭掉表土即现文化层。文化层分上、下两层，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时，在发掘的228平方米内清理出墓葬74座；第三次发掘时，清理出墓葬123座。以上墓葬的时代与文化性质，据发掘整理者分析，其时代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文化性质则显示遗址下部文化层代表了当地的土著文化，而上部文化层虽仍显示由当地土著文化发展而来，但是在某些方面明显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与中原龙山文化存在一定关系。遗址地层中出土的彩陶，既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彩陶，也与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彩陶有别，其时代可能比屈家岭略晚一些。1962年，大溪遗址整理者提出了“大溪文化”的命名。而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积累，大溪遗址的时代要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逐渐被证明。大溪文化是我国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大溪遗址的三次发掘，为我们研究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其后50年代末，考古部门对忠县?井沟遗址群何家院子、汪家院子、吴家院子三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在何家院子、汪家院子两地点发现了较厚的文化层。遗址的第3层为早期文化层，厚达150厘米，出土主要器物有陶釜、罐、钵、大口尊（缸）、尖底杯等，其中的一件角状杯口径8厘米，通高21厘米。《发掘简报》对遗址的时代与文化性质作了分析，《简报》称：“在文化层中出土有卜骨，从卜骨的钻孔痕迹看来，似乎是用铜工具制作的，原料为兽骨。同时在文化层中出土有铜镞，因此，我们认为该遗址时代的下限可能进入青铜时代。”遗址的上限则没有说明，但据整理者分析，其时代应该以至新石器时代。文化性质属于土著文化，同时也有外来文化影响。

除上述两处古遗址外，另外有三处巴人墓葬。1954年在广元昭化宝轮院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1954—1955年在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又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两地墓葬多为船棺葬，亦有以船为椁，内置木棺的情况。两处墓地墓葬中均出土有铜器和陶器。铜器以兵器为主，组合为剑、钺、戈等。铜容器有鍪、甑、釜、壶、盘等。青铜器及印章上有手心、虎等符号。陶器多为灰褐色粗陶，火候较低，器类主要有绳纹釜、圜底器罐、矮柄豆、盂、壶、盘、盆等。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冯汉骥先生在《四川古代船棺葬》中分析认为：四川古代船棺葬“与战国时期的巴人应有一定的关系”。1972年，四川省文物部门在涪陵小田溪发掘了3座巴人墓葬，其中M1内出土青铜器90余件，器形主要有釜甑、釜、勺、豆、盆、盒、罍、灯台、斤、凿、剑、钺、矛、戈、弩机、胄顶、编钟、钲、铺首环等。M2内出土青铜器20余件，器形多数与M1中器形相似，另有铜錞于、铜镜；陶器有釜、罐等。M3内出土青铜器50余件，器形多数与M1、M2器形相似，另有一件精美的错银铜壶；陶器仅釜3件。几座墓葬中都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且数量较多，这是过去（1972年以前）四川地区战国墓葬中少见的。墓主人身份当属上层贵族，有学者认为是“巴王墓群”。涪陵战国墓葬的发掘资料与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之“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今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的情况大致相符，其中的M1规模之大，随葬青铜器之多（近百件），是否即显示该M1竟是巴王墓呢？这里我们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这几座墓葬的墓主人生前应属上层统治阶层。这几座墓葬为“巴人”墓葬，且为“巴民族”统治者的墓葬，发掘整理者根据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并结合文献中的记载，研究分析后将其文化性质不再依照过去的传统称谓“巴蜀文化”而谓之了，而是以“巴族”“巴人”称谓与蜀文化区别开来，这是真正“巴文化”概念提出的肇端。

此外，在万县、酉阳、黔江、涪陵等地，也有青铜器出土。在酉阳发现了3件铜编钟，在黔江发现了1件铜錞于，在万县曾于30年代出土过铜錞于。以上青铜器出土于考古学界通称的“窖藏坑”中。这类“窖藏坑”的年代多为战国和汉代，普遍较晚。青铜器也基本属于该地区战国时期巴文化的典型器物。

对四川地区50年代考古发现的几处古遗址、古墓葬及窖藏坑中的青铜器与巴文化关系的问题，我们作如下分析。巫山大溪文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时代距今约6000年，由于时代久远，若认为大溪遗址是巴文化遗存的话，理由并不充分，或者说没有绝对的把握。而忠县?井沟遗址，据发掘资料，其上限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为青铜时代，据此可以认为该遗址应该属于“早期巴文化遗存”。但限于50年代考古发现资料很少，因而认识上还比较模糊，除一般认为其文化性质为土著文化并包含有某些外来文化因素外，实在还不能将其文化性质说清楚，有时甚至不得不避而不谈。广元昭化宝轮院的巴人墓葬及一些窖藏坑的青铜器等，时代皆在战国及汉代，与夏商时期巴文化相距1000余年，不属于早期巴文化的范围而应属“晚期巴文化遗存”。严格说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直至70年代初，对所谓的早期巴文化，还没有学者真正建立起相关学说。

（二）湖北地区

20世纪50年代，文物考古部门在宜昌县（现宜昌市夷陵区）晓峰区新坪大队棺木岩的一处岩穴内发现了13具悬棺墓葬，而据说此前曾有村民攀岩入洞掀下了20～30具悬棺。上述悬棺内皆有人骨。棺内情形显示，下葬前曾用粗麻布裹尸，外面再包篾席，然后用篾条捆扎。这些悬棺墓的时代和文化性质都没有可供断代的文字和实物依据，据后来对新坪棺木岩的残棺板经碳14测定年代，结果显示为距今2270±8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2275±90年，约公元前325年，时代为战国中期。

1958年、196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组对长江西陵峡及附近部分地区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调查共发现古文化遗址（包括采集点）50余处。考古研究所选择了其中的宜昌杨家湾、三斗坪、秭归柳林溪、鲢鱼山4处古遗址并进行了试掘。调查采集到的标本和试掘获取的出土遗物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有着相当大的共同性；第二类遗存的时代相当于中原西周或稍早；第三类和第四类遗存的时代大致相同或相差不远，相当于中原东周时期。调查整理者还认为，第二、三、四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大致属于楚文化系统。1968年，为配合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建设，长办考古队、湖北省博物馆、宜昌行署文教局联合赴西陵峡地区进行了文物考古调查，调查发现了大批古文化遗址。联合调查组对发现的这些古文化遗存的认识，大致与前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组的结论相似。

20世纪70年代，考古部门对著名的宜都红花套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该遗址的文化内涵主要属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只是在上层发现有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出土有中原二里头式陶盉。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工作者同时在红花套遗址附近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还有好几处，如宜都古老背、毛溪套、向家沱等。

1979年，文物考古部门对宜昌白庙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遗址。清理出的陶器以泥质灰白陶、泥质和夹砂灰红陶为主，流行绳纹、篮纹、方格纹、叶脉纹等。器形较简单，多圈足器和平底器，三足器较少。器形主要有罐、瓮、盘、豆、碗、钵、纺轮等。白庙遗址具有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但要比青龙泉三期遗存和均县乱石堆遗存稍晚。另外，出土的鼎足、罐等，则又是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至于白庙遗址的时代，据发掘整理者认为：白庙遗址的时代与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时代相当。19此外，1979年发掘的当阳季家湖遗址也与白庙遗存关系密切，可统称为一个类型。

1979年考古人员发掘了宜昌中堡岛遗址，该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层厚，出土遗物丰富，延续时间长。遗址包含有三种不同的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遗存，夏商时期文化遗存（遗址上层文化遗存）。夏商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较多的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另有少量的泥质黑皮陶。纹饰陶少量，主要有绳纹、弦纹、附加堆纹、篮纹、方格纹等；另有少量圆圈纹、云雷纹、S形纹、太阳纹等。器形主要有罐、釜、豆、盆、灯形器、器盖等，另有少量鬶、盉、缸、鸟兽形器柄、钵、瓮等。对于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的性质，发掘整理者认为：“这组器物群，与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继承关系尚不明显，也看不出它与后来楚文化的渊源。相反，它与远离此地的河南二里头文化似乎有些亲缘关系，如敞口长圆腹罐、长袋形盉足，S形纹等。同时，有些器物与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遗物也很相似，如鸟首形勺把、细长豆柄等。”尽管在70年代末，已有学者将鄂西地区这类属于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认定为巴文化遗存，但发掘整理者持谨慎态度，认为“目前对这类遗存着眼于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对其族属尚不宜过早下结论。我们认为，它是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一种遗存”。

为配合长江葛洲坝工程建设，1971年、1972年、1973年、1975年、1978年，文物部门先后对葛洲坝施工区的宜昌前坪、后坪、葛洲坝等地的战国秦汉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的战国秦汉墓葬多达100余座。在这批墓葬中，以西汉、东汉时期墓葬为主，其次为战国时期墓葬。战国时期墓葬基本上都是楚墓。考古人员发现，无论是在战国墓葬中，还是在汉代墓葬中，都发现有浓厚的巴文化因素。如前坪战国墓葬中的M23，墓内出土青铜器30件，器物主要有鼎、壶、盘、剑、矛、镞、镜、带钩等。其中的矛为“巴氏剑”式，上有“手心纹”。发掘整理者认为：“‘巴式矛’是秦人灭巴的战利品，墓主人系参与灭巴、伐楚的秦军(可能是中下级军官)墓。”葛洲坝M4的时代为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铜印1枚，上有“瞫偻”二字，这应该是墓主人的姓名。关于瞫氏。据《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世本》记载：“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即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争神，以土为船……他姓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立为君。”据此，研究者认为：其中瞫氏为巴族部落之一，“葛洲坝4号墓主——瞫偻可能就是巴人后裔葬于此地的”。此外，同墓中还出土1件铜戟刺，上有一“枳”字，“枳”即汉代巴郡枳县（今涪陵），《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先王墓在枳”，此戟刺与涪陵小田溪巴人墓葬中出土的铜兵器完全相同。由此也进一步证明，该墓的墓主人是巴人的后裔。1973年发掘的前坪胡家岗墓地M45内随葬品仅陶釜1件，该釜形态为侈口、溜肩、鼓腹、圜底，腹部及器底遍饰绳纹。这种陶釜在三峡地区战国时期巴人遗址、墓葬中为常见之物，器形也完全一样。对M45的时代，《发掘简报》认为为西汉前期，23据M45所葬位置在胡家岗墓地的最高处，又据该墓中出土有三峡地区战国时期巴人日常生活用品中的典型遗物陶釜的现象分析，M45要稍早于其他10余座西汉前期墓葬的年代。可以认为该墓墓主的族属为战国时期巴人。

1978年至1980年，湖北省鄂西自治州博物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3次对巴东县西瀼口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古墓葬17座，年代包括战国、汉代、六朝至宋代。其中战国墓2座，编号M1、M8。M1内出土遗物20余件，种类有青铜器和陶器。铜器主要为兵器。陶器组合为鼎、簠、壶等。M8内也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兵器，其中有青铜柳叶形剑2件，一件长40.7厘米，另一件长25厘米。M1为战国中期楚墓。M8出土有柳叶形剑和1件楚地罕见的鸟嘴状戈，其中柳叶形剑是春秋战国时期巴文化的典型器物，因此，M8当属于巴文化墓葬。据调查，在西瀼口一带出土的柳叶形剑多达20余件，附近的官渡口一带也屡有发现。

除上述考古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外，另在长江西陵峡地区、清江流域地区还时有窖藏坑发现，这种窖藏坑多是当地村民偶然发现的。窖藏坑中多放置青铜器。早在宋代，洪迈《容溪随笔》就有关于该地区出土过青铜錞于、青铜编钟的记载。1949年后，在长阳、巴东、建始、恩施、咸丰、利川、秭归、五峰等市、县，也都有此类窖藏坑的发现，坑中的青铜器主要是錞于、编钟和兵器。1964年在长阳鸭子口千渔坪出土的一件虎钮铜錞于是湖北省境内乃至整个土家族地区此前发现的最大者。这件铜錞于通高67厘米，盘径52×41.5厘米，虎钮长28厘米，高15厘米。

以上湖北地区20世纪50—70年代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古遗址、古墓葬，其时代和文化性质能不能与早期巴文化联系起来，这是巴蜀文化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事情，对此我们做下述简略分析。

就古遗址的资料而言，其主要为大溪文化遗存和屈家岭文化遗存，这两种文化遗存的时代分别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偏早阶段），前者距今6000年左右，后者距今5000年左右。如果将夏商时期文化遗存与此相比较的话，其时间和文化性质差别明显。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时期，其间尚有1000余年的空环，此外，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物与夏商时期遗物的差异很大，无法联系起来。尽管自70年代以来有学者认为巴文化渊源可追溯到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中期，甚至往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城背溪文化遗存中去，但这毕竟是后来三峡地区考古发现资料不断丰富后的认识。

至于古墓葬资料，20世纪50—70年代三峡地区考古发现的古墓葬的时代情况大致是：宜昌晓峰悬棺葬的时代为战国时期，巴东西瀼口，宜昌前坪、后坪、葛洲坝等地的墓葬时代也多为战国时期，西周、春秋时期墓葬不见。而在这些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巴墓在数量上也明显少于楚墓，且其中巴人墓葬和巴文化因素器物等在时代上也只能算是晚期巴文化。窖藏坑中出土的青铜器錞于、编钟、兵器等虽为巴人典型的遗物，但时代也偏晚，多为战国时期和汉代，也属于晚期巴文化遗物。

对早期巴文化遗存的认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自20世纪40年代初期“巴蜀文化”的提出到70年代初期在川、渝、鄂、湘、黔、陕发现的夏、商、周巴人文化遗存和遗物皆被统称为“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研究者并没有将巴文化从“巴蜀文化”中分离出来，即使50年代发掘的巴县冬笋坝及广元昭化宝轮院战国墓群，虽系巴人的典型墓葬，但当时的巴蜀文化研究者也只是认为这些战国墓葬与巴人有一定的关系。此后70年代发掘的几座涪陵小田溪战国时期墓葬，墓主人系巴人上层贵族，发掘者才认识到它们是巴族（文化）墓葬，这样，巴文化才得以从过去笼统称谓的“巴蜀文化”中分离出来，而这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了。巴县冬笋坝、广元昭化宝轮院、涪陵小田溪墓群，时代皆为战国时期，这些同样也属巴文化晚期遗存。

20世纪70年代，文物部门先后在鄂西地区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代表性的古遗址有宜都红花套、毛溪套，当阳季家湖，宜昌白庙、中堡岛等，遗址的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文化遗物。70年代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与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有关专家一行前往鄂西、三峡地区调查，同时选择了几处遗址进行了试掘。试掘获取了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的出土实物，将这些实物资料结合相关文献史料的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后，专家们指出：鄂西、三峡地区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的遗存应为“早期巴人遗存（址）”。尽管当时“早期巴人遗存”的提出具有挑战性，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但随着鄂西、三峡地区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早期巴人遗物的出土也愈来愈多，内容也愈来愈丰富，这一认识也就逐渐被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者认可并接受。

而这一阶段，正值十年动乱时期，学术研究不被重视，不少专业人士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仍有不少学者顶着各种压力，坚持不懈，努力探索，在巴蜀文化研究方面撰写出了一些具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如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蒙文通的《巴蜀史的问题》，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巴蜀文化续论》，冯汉骥（1973年）在四川省博物馆所作的《西南古奴隶王国》专题演讲，童恩正的《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我国西南地区铜戈的研究》《古代巴境内民族考》，庄燕和的《巴史中的几个问题》等。冯汉骥先生在他的《西南古奴隶王国》专题演讲中专门就巴蜀文化的特征，巴、蜀的社会性质，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滇王国与巴、蜀和中原的关系等进行了介绍。此外，知名学者于省吾、姚孝遂、沈之瑜、马承源、俞伟超、张忠培、高至喜等就湖南长沙、湖北荆门收集的巴蜀式青铜戈、青铜戚（戈）的真伪、族属、流传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童恩正先生在其巴蜀文化研究专著《古代的巴蜀》中对古代巴国的历史、农业、经济、物产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里，文史专家们从历史学、民族学角度研究巴蜀历史，确实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为巴蜀文化研究活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历史学、民族学研究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和专著的情况来看，70年代末期的研究成果占有相当数量，这一现象显示，科学研究的风气正在开始好转，巴蜀文化研究的春天已经来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历史学、民族学角度研究巴蜀文化的既有成果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在70年代末期，文物考古部门在鄂西、三峡地区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中发现的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的巴人遗物还没能引起历史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这些珍贵的反映早期巴文化渊源的第一手资料还只有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者在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

（杨华：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