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溪十年

一九九二年

２月29日，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侯必贵，交通局副局长谢大志一行来区，研究沙溪大桥问题。

我们这座桥终于上马了。这是我们多年向上争取的结果，也和傅崇碧将军、赖宜生副专员的努力分不开的。

这座桥县政府上报的是130万元，地区核定为110万元，省交通厅补助一半，约60万元，其余是县和区上自筹解决。（后来上级又增加了拨款，具体数字我不清楚）。最后决定：沙溪区公所为主办单位，为甲方；施工单位是县交通局道路桥梁公司，为乙方。交通局负责大桥设计和施工技术指导。区公所筹资二十万元，负责备石料。要求春雨到来之前中墩要拿出水面，明年“五一”通车。

３月１日，区委、区公所开会，研究沙溪大桥的建修问题。决定成立指挥部，由区长何光凡任指挥长。交通局、道桥公司、区级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区上抽调了一批具体办事人员。决定大力筹集资金，国家财政发工资的机关干部、事业单位人员人平30元，企业人平50元，非农业人口人平５元。同时，向沙溪籍在外工作的人员发出呼吁书，力争他们捐款。我与何光凡都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全区人民动员起来，“人民大桥人民建，建好大桥为人民”，在全区各乡广播。

３月５日，我与何光凡及区上有关人员到沙溪中学验收职高（当时是准备办职高）教学楼。这座楼房是区公所筹资兴办的，国家没拨一分钱。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沙溪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实用技术人才缺乏，修建职教教学楼就是为了给全区培养一批技术人才。后来培训班没有办起来，成了沙溪中学的教学楼。

３月６日，沙溪大桥正式动工，首先开挖中墩基础，为的是在春雨到来前，拿出水面。。

我们提心吊胆、焦急地关注着中墩的开挖。因为早已到了春雨暴发的季节，搞不好，一场大雨，就可能让我们前功尽弃，造成巨大的损失。好象老天十分衷情于沙溪那些干事业的人。今年的春雨来得很迟，五月中旬才下大雨。而我们通过抢时间，争速度，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四月底，中墩的开挖和安砌主体就已经完成了。到年底，我调离沙溪时，中墩、两岸桥头堡的保坎已安砌结束。

但是，沙溪大桥的结局是悲惨的。约在1995年才基本完工。由于拱圈石的质量问题，大桥一卸架，就成了危桥。至今躺在沙溪大河中，既不能过车，也不能过人。

我感到十分痛心！为了争取这个项目，我是费了不少的心思，跑了不少的路，到头来是这样一个结果，叫人难于接受。沙溪的建设多的是，我经手的一座大桥，三座小桥，大井坝电站，王坪烈士陵园等等等等，没有一处出半点纰漏。唯独沙溪大桥，却成了这样。我虽然没有任何责任，但这是沙溪人民的事业啊，也浸透着我的心血。

我更感到对不起傅崇碧将军。他的“幸福桥”愿望没有实现！沙溪大桥成危桥后，区公所和沙溪乡政府只好将路面破坏，在两头堵起来，不准通行。但人们还是要过，无数次打烂堵的墙。去年，李家河一名学生在过桥时，掉到河里摔死了，后来又陆续摔死了好几个人。

现在，沙溪在老街滩头修了一座漫水桥。

我曾多次向县委、县政府领导建议，在原地排危，把沙溪大桥恢复起来。我的理由是，沙溪大桥的中墩是单向推力墩，十分牢固。只需把拱炸了，就可重新架设。这样费省效宏，节省资金。但是，经历了几次垮桥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变得十分小心。正如一位主要负责人与我谈论时说的观点：谁敢负责去炸拱？石拱桥的安全性谁敢保证？

我只有默然！

我自信，如果还在沙溪工作，一定早就炸了，一定把新桥修起了；如果我没走，也许大桥根本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７月，鉴于形势的变化，影剧院已没有建设的必要，沙溪粮站又极想买这块地皮。区委、区公所决定，将影剧院卖与沙溪粮站。他们后来改建为综合楼。

有人建议区上去买一台小车，因为北京吉普是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送的旧车，其它区都是新车。

我不同意。我觉得区上要养一台车太花钱了，不如坐班车。区公所这台车我们是常年报停。我开会经常都是坐班车进城。就是我调离沙溪，到县上报到，都是搭的酒厂的便车。离开沙溪时，沙溪粮站主动派了他们的双排座车送我，没用区上的小车。

我走时，区公所账上还有80多万资金（包括各乡欠账）。我觉得沙溪大桥正在修建，还有到胜利乡的公路，到长胜的公路都还没修，基本建设的任务还很多、很重，哪里都需要钱，钱应当用在这些地方。

但是，我走后，区上立即就买了新车。

10月，区委、区公所决定，沙溪场镇建设有线电视。我与何光富、王国平到成都采购设备和材料。12月８日安装结束。区公所拿出3万多元，用户筹了一部分。这是我离开沙溪前为人民办的最后一件事。

11月15日，达县地委书记孟俊修来沙溪区视察工作。我和区长何光凡都不在家，只有副区长江显贵在家。

区上的人都不知道孟书记来了。最先发觉的是区派出所干警何光伟。事因有一驾驶员找到派出所何光伟，对他说，我们停在街上的车，反光镜被小孩打烂了，希望你们派出所要加强教育，管好这方面的事，其实就是打个招呼。

何光伟还算机灵，立即寻问你们是那的？干什么的？对方才告知是地委孟书记一行。

原来，孟书记从万源罗文、至城一路来到沙溪，看到街上有个达县饭馆正在营业。孟书记说：“也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区上的同志都下班了，就不去麻烦他们了。这里是达县老乡开的馆子，我们就照顾一下生意。”就在那里吃了晚饭，也准备在那里安歇。

副区长江显贵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去迎接。孟书记一直推托，区上一再坚请。并讲明区上有招待所，干净卫生、安全。孟书记眼看不能推脱，才住到区上。

孟书记一行就三个人，秘书、驾驶员。区上烧了一盆杠炭火，准备安排伙食。孟书记一再坚辞“已经吃了，不要再搞。”并一再催促区上的同志去休息，明天早上再汇报，“你们书记、区长在城里开会，不要通知他们回来”。

第二天早上，江显贵作了汇报，孟书记作了指示。吃了早饭后，一行人轻车简从离开了沙溪。

我很为孟书记的高尚品质所感动。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也说：孟书记这个人很了不起。今年六月到县上来检查工作，是中午两点，午眠时间还未过。他就在县委门口坐着，不准通报。一直等到上班时间。他总是说“基层的同志太辛苦了，不要打扰他们休息”。

我一直拿孟书记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12月31日，县委决定，调我到乡镇企业局工作。我离开战斗了十年的沙溪——我的家乡。

我也想走了。在沙溪的十年，干了很多实事，引为自豪的是，除修建大井坝电站，部分乡农民人平出了2.5元外，没有向老百姓摊派，都是从上面争取的资金。

当时实行财政包干。1984年全区才收了13万元工商税，以后逐年增加，到1992年我走时，任务达到90多万。我们从各方面开辟税源，种白肋烟，搞银、木耳，发展茶叶、五倍子，发展畜牧业。可说是使出浑身解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每年仅能完成任务。可是任务还在一年一个台阶向上增长。上面又强调不能收人头税，我也不愿收人头税。真不知道以后的工作如何去做，所以走的愿望十分强烈。

我走后，沙溪区的财政税收任务逐年增长，最高达400多万元，人平100多元。加上提留及公益性投入，人平最低200多。个别村、社高达400多。按当时的市价算，人平将要卖掉300——600斤水稻。为了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借高利贷，牵猪、牵牛，拆房子，强行入室撮谷子的事时有发生。

我庆幸自己离开了基层。象我这样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深知农村艰苦，农民艰辛的人，那些强迫命令的事，无论如何是做不出来的，只能最后落个“不合格”书记的下场。

沙溪的十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年，也是十分充实的十年，十分难忘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操了许多心，跑了许多路，流了许多汗。在这当中，有痛苦，也有喜悦；有彷徨，也有希望；有成功，也有失败。在我的信念中“人生难有几回搏”，在这十年里，我也狠狠地搏了一把。

是的，象我这种“工于料人而拙于谋已”，只知努力工作，耻于钻营，太少人情事故的人，在这个年代注定不会有什么幸运之神光顾，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令人欣慰的是，至今沙溪人民还记得李鹏飞在沙溪为人民干了许多实事。

二00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于通江，二0一九年四月  修订于重庆

附记：

沙溪的同志要写志，希望我能提供沙溪两座大桥、大井坝电站、两条公路及王坪烈士陵园的情况。我翻了工作笔记，闲暇无事，以大事记的形式写了这篇《沙溪十年》。

沙溪十年要写的事太多了。我主要根据沙溪的几大基本建设为线索来写的，其它的事涉及极少。

沙溪基本建设的风风雨雨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内情，包括区委班子内的主要负责同志。其原因：一是我这人从来低调，从不宣传自己；二是当时很多事情困难重重，前途未卜，我不愿意大家知道这些困难和挫折，以免影响士气，挫伤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三是有些事讲了，所谓说话人短带话人长，传来传去会造成误会，影响到和一些部门、一些同志的关系，不利于以后的工作。所以选择了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

当年我们用尽心力所干的那些事，在现在看来是显得微不足道，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嘲笑那些干事的人。

现在时过境迁，我有必要写出来，作一个历史的回顾，让更多的人知道坐以论道容易，实际工作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