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溪十年

本文作者：李鹏飞，来自：“沙溪嘴轶事”公众号。完整的回忆了通江县沙溪镇1982年到1992年的十年发展历程，作者劳苦功高。为了保持可读性，每页一年。希望大家喜欢。

一九八二年

12月，我被任命为沙溪区副区长，时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

我是通江中学高六八级学生，高中仅读了一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回到我的家乡——沙溪公社二大队七生产队（现在的沙溪镇苏坪村莫家山村民组）。当时所有的大学都停办了，书也没读什么，即使没有老人家的号召，我也只能回家生产。更何况我的母亲一九六八年四月去世了，家里有年迈的祖父、母，一个六岁，一个六个月的弟弟，有何能力再供我上学？这大概是我的宿命，一生与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无缘。

在农村我老老实实生了三年产。耕田、犁地、栽秧作水、挑水、打柴，抬石、背力，一个农民该干的活，都干过，该具备的本领都具备，而且干得很好。

最为重要的是，这三年的劳动，把身体锻炼好了。风里来，雨里去，严寒酷暑无所畏惧，吃东西冷热生硬，只要能吃便甘之如饴。才从学校回家时，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个子矮小，不到一米五，学校集合都是站在前排和女同学站在一起，深感不自然。通过三年劳动，长成一米七的瘦高个,以至后来同学们见面时都说我变了。以前力气小，背个四、五十斤就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后来从沙溪往至诚背肉，从我们队里往永安背油，从长胜背力，到落天坪（板凳乡境内）背柴，一百二、三十斤是家常便饭。抬石头挣得脸红，能抬二百来斤。

一九七一年十月，终于迎来命运的改变。县里补充教师自然减员，我有了这个机会，跳出了农村。

为了能适应教学工作，我们这批人集中到永，安中学短期培训两个月。分配工作时一般都是那来那去，那知这次鬼使神差，有好些人分到中学，我和朱仕良、王显光、梅建民分到县老师进修校。

说实话，对于到县进修校我是很矛盾的。。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乡里的人想进城，小城市想到大城市，二、三线城市想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想出国。那个年代是集体生产，出工、家务两头忙，自己家里那样困难，能回本地教书，能照顾老人、对减轻家里的负担，好处是巨大的。实际上，由于我不在家，爱人吃了很多苦，背起小孩出工，一些背挑的重活，吃奶的力都使出来了。但能在县教师进修校工作，在领导身边，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能得到认可，作用会发挥得更好，成长进步要快一些。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选择，组织上决定了只有服从不能讲价钱。

当时的县进修校没有培训任务，一是人员也不多，二是人员素质也承担不了培训任务。当时的校长是张德源，教师有雷德宪、刘兴富、蒋立业，另外就是我们四个，和搞财会的曾淑芳，李代书。真要搞培训，像我们这四个根本上不了讲台。那时文教局的人很少，贾纲维局长，郭友文副局长，赵明月副局长还在襄渝铁路的4832修路。办事员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办公室李安明、赵绪德，政工吴志明，写材料胡祖勇，财会没有人，后来调了詹安祥来。那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各单位都有任务，春种秋收县委都要抽调人员下乡，文教局还要随时派人下乡巡视全县学校，还有业余教育抓点。这些工作都要人做，文教局人少，任务就落到进修校头上了。

在文教局的五年我就是在抗旱抢种，学大寨，三分之一运动，社教运动，业余教育驻点这些工作中渡过的。足迹遍及全县的大部分区乡。

那时下乡首要的一条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走到那里劳动到那里，泥里水里都要去，刮风下雨不能歇，忍饥挨饿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临时抽调人员，在那里睁眼认不到一个人，干部群众知道你住不久，起不到什么作用，根本不买账，忍饥挨饿是经常的事。你只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努力干活，争得他们的认同。我最难忘的是在钟凤乡搞社教，整整一年时间。这里是大山区，条件艰苦。天不亮就上坡挖包谷地，喝凉水，吃剩饭，晚上收工后还要开会。群众居住分散，晚饭吃了后，十一点还到不齐，会议结束已一两点了。会场上无精打采，东倒西歪，鼾声大作，比比皆是。像我这种懂得变通的人，也就听之任之，不可当真了。我包的那个三村三社，群众生活艰苦，只有会计家有一客铺，铺的篾席，春、夏、秋天都不成问题，冬天到了，气候严寒，他感到过意不去，把我安排和陈校长父亲同住，他是一个孤人，七十多岁了，几个儿子都很孝顺，铺里垫了棉絮绒毡，很是暖和，年轻人不会睡觉，给他惹了许多麻烦。

常年下乡，东奔西走，十天半月，乃至一个月是常有的事。卫生条件差，不要说洗澡，连洗衣服都没办法洗，身上长个虱子、虮子就太平常了。山区冬天的阳光分外暖和，找个背风向阳的地方，捉一通虱子，也能管几天。通江有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某区副区长主持开会，身上突然发痒，一摸抓到一只虱子，正想掐死，突然看到四周眼睛都盯向自己，只好扔了，“我还当到是个虱子”，旁边一人看得清楚，捡起来看了看，“我还当到不是虱子”，引得满堂大笑。

我要感谢三年的农村生活。这三年什么苦都吃了，什么罪都受了，现在工作中的这些苦和累，根本算不了什么。也正是这三年的经历，我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工作机会，对于领导的安排，从没讲过价钱，对任何工作都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干，很得领导的青睐。一九七三年大学招生，通江有一个在职干部读书的名额，当时实行的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政策，称为“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不考试，主要看家庭历史和个人表现。文教局领导很是属意于我，来通江的大、中专招生组负责人也表示赞同，自己也十分心动。但是，要带薪学习必须有三年工龄，我才两年，不能带薪，只好遗憾地放弃了。家里老、小一大屋人，他们连维持生活都困难，那有能力供我读书。

一九七六年四月，县委组织部突然调我到沙溪区委工作。组织部领导找我谈话：沙溪区人才缺乏，极需一个搞办公室的。沙溪区委书记余开渊点名要你回去，正好你又是沙溪人，所以调你回去。那个时候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需要各种各样的总结、报告，经验材料，各单位都在找这方面的人。我刚进入教师进修校就陪同文教局郭局长到永安区调查业余教育，需要写一篇业余教育的经验材料。我们一路有三、四个人，他们都推我写。我本是一个老实人，又刚参加工作，他们都比我资格老，我不能推辞，只好应承下来。通过走访、调查，材料写出来了，写得很成功，受到领导的赞赏。宣传部王维生副部长到达县地区开会，作为经验交流在会上宣读。所以文教局对于调我走很有意见，专门找到组织部反映：教育部门也需要人，我们的老师好一点的都被挖走了，这不利于通江教育的发展。

对于回沙溪工作我是十分愿意。离家近点，正好可以照顾年迈的祖父、母，教育一双儿女，结束两地分居，何乐而不为。

办公室的工作繁而杂，就我一个人。上传下达、吃喝拉撒，报告总结，人客接待……，工作头绪数不胜数，不时还要组织机关人员和区级单位下乡支农。办公室最费脑筋的是写材料，三天一小结，五天一汇报，会议一个接一个，熬夜是家常便饭。好在自己年轻，又有很扎实的农村工作经验，应付起来倒也游刃有余。为了改善伙食，我们还养猪，一年杀两头肥猪。区公所门前当时还是一块空地，我们就种油菜、玉米，一年收100多斤油菜，三百多斤斤玉米。调我到沙溪时，组织部同志给我讲，沙溪区对上面到沙溪工作的同志冷淡，不关心。连他们去都吃饭都没人招呼，住宿也没人安排。我去后，很注意这个问题。那时下乡都是自掏伙食，没人办招待，大家工资都低，特别是每月只有27斤粮食定量，请不起客。后来我到县委办公室工作，陪同县委副书记任家寿到麻石区检查工作，他是这里的老书记，吃饭都是自己拿钱。我搞的这些生产活动，有了本钱，一些重要人物来后，书记、区长可以办招待了，沙溪区的口碑在县级部门好起来了。

干得正好，一九七九年五月一纸调令到受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真的很不愿意去。但文件已到，再无回旋余地，只好背起行李，重回县城。

县委办公室的工作，说实话，比起区委办公室的工作要单纯得多。当时县委和县革委在同一单位，没有分开，办公室也是一个。后来县革委改成县政府，党政分开。县政府也搬到南街一号，我被分到县政府办公室。

这就是这些年来我工作的简单回顾。在这里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对我远离家乡，调进调出，从没阻拦，没拖过后腿。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艰辛，无声无息地尽着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撑着这个家庭的运转。我要感谢祖父、母，父亲（母亲已逝），我不能膝下承欢，少有尽孝，他们不以为忤，毫无怨言，有的只是支持和鼓励。

又回沙溪，这是两进两出了，注定还会有三进三出。好在那时单身一人，也没有什么家用具，一床铺盖，一个箱子，就是全部家当。还未上任，又接县委组织部通知，要我准备到地委党校参加中、青年干部班学习，但要通过考试。我只好继续在城里复习功课。

我们参加考试的有十几人，是地委党校出的题。考试很顺利，许多都是一些常识题。我的分数在县上几个学员中是很好，我们县录取，了六人，有我，吴显华、张玲、黄晓东、苟兴江、杨怀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