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璋

五、舒展韬略，名篇传世

1932年12月中旬，舒玉璋参加了总部在陕南召开的团职干部以上的中家沟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12月19日晨，舒玉璋随主力部队翻越巴山天险，他手拄着棍棒，挎上沉重的行李，口里哼着悠扬的歌声，迈着艰难的步子，披风沐雪，爬越上70里、中70里下70里的羊肠小道。26日，舒玉璋和红军总指挥部驻进通江县城，红军乘敌空虚，迅速向巴中和今平昌逼近。1933年2月1日，红军解放了南江县城，并继续向西发展。15日，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舒玉璋跟曾中生一道，积极收集四川军阀的资料，部队建制、序列、装备、训练素质和各个军阀作战的战略、战术、战斗特点、实战性能，以及山地战的地形特色和风土人情，然后用马列主义观点，从战略、战术上及时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提出了很多良好的建议，重点突出了远交近攻、游击战术以及对开创根据地的重要性，作了最精辟的论述。

舒玉璋在给总指挥部一份报告材料中指出:“红军基于在川陕边区有创造赤区的战略下，乃决定首先消灭田颂尧，然后侧方有刘存厚，后有陕军，应以一部应付该两方之敌，以免右侧方及后方受敌威胁，而我大部出击通南巴作战，乃为战略之需要。所以指挥必须统一动作。”这个建议，对入川不久的红四方面军来说，的确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作战方案。红四方面军在整个战场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是本着这个战略出发。当红军攻克巴中、南江后，蒋介石指令田颂尧集中6万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三路向刚站稳脚跟的红四方面军展开“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照舒玉璋同志的上述建议，决定以73师之216团驻于通江碑坝地区，监视并阻击陕南方面之敌，以红10师分布于通江东北之洪口场至竹峪关一线，防范刘存厚部和追击红军的刘恩茂部，以掩护苏区侧后安全。然后，红军采取“诱敌深入，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利用有利地势，于运动中阻击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2月16日，田颂尧下令左、中、右三路向川陕苏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刘存厚部亦乘机向侧翼进攻，红军处于四面临敌。

这时，舒玉璋根据红军从鄂豫皖西征入川后的作战经验，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抓住川军相互矛盾，官兵厌战的致命弱点，主动及时地向总指挥提出，采取“远交近攻，避实就虚”的战略原则;在战术上，主张“集中火力，夜间突击，各个击破”，继而穷追猛打地歼灭敌人。他的一系列正确建议，在实践战斗中得以充分的印证，在敌强我弱的劣势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红军广大指战员，历经四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毙伤俘虏敌旅长以下官兵74000余人。田颂尧被蒋介石“革职查办”，我根据地得以巩固发展，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近4万人马，舒玉璋继任总参谋主任职务，并于1933年6月，在通江新场坝出席了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8月1日，出席了在巴中召开的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

红军历时四个月，取得了反三路围攻的大胜利，使南京政府大为震惊，四川军阀异常恐慌，北边的陕军孙蔚如和南面的杨森，以及东边王三春部，纷纷向红军求和妥协。这时蒋介石一面忙于攻中央苏区，一面又想控制四川，于是只好另换头目，重赏军饷，增拨飞机大炮，委任四川最大军阔头子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今”，集21万兵力，组织规模更大的“六路围攻”。红军趁敌人新的进攻到来之前，抓紧时间总结实战经验，整训部队。舒玉璋利用这一战隙时间，昼伏夜写，翻译了《追击要点》一书，作为教育广大指战员提高指挥能力和军事素质的教材，以创造新的战术，克服以往在战争中存在的弱点，即“只知打仗、冲锋，而不注重研究战术的倾向”。他在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我军此次伟大胜利而未能将田颂尧部全部消灭，使匪军能整顿其残部，而作数次抵抗，竞能退守一老窝嘉陵江沿线者，这不外是我军对追击要领缺乏研究，与决心迟缓之故也。”同对，舒玉璋也实事求是地提出了我军指挥上的缺点:“当匪军左翼为我右翼军大大击溃后，而我左翼尚称有新部队增加（如12师特务团;吴家坪有匪军一团人）。致使我高级指挥官为之所感缓。敌人大部已退，残留少数于英灵山牵制我军，而我军悴然在该地一带停留两三日，未能用攻击手段消灭之......。敌明明溃乱，217团已经追到赵寨，而复半途停止。使敌苟延观光山者，不外只知自己疲劳，而不知敌人更加疲劳，或因顾虑过多，而不能迅速侦明情况，以适应追击时机也。诸如此类，不可胜举。兹特将追击之战术原则录后，以供同志之研究。”文章接着在一、二、三、四部份着重强调了指挥员切忌为敌现状所眩惑，发现敌有退却图，则迅速集中兵力，果断勇敢穷追猛打，逼近敌聚而之。

随后，舒玉璋又陆续撰写了《侧防机能之说明》。此主要强调:红军应根据川陕边的地理环境特殊性，要充分挥近战、夜战，配合正面攻击。他指出:“侧防者，即将动武器配合炮兵，伏没于阵地之突出部后侧方之高地落、森林、路边而能向我正面阵地前一两百米之处……或距离四、五百米处，待敌正面向我出击时，予以突然……这一战术在1933年2月春节期间的马鞍山反击战中得到挥，红军一夜之间深入敌警备二路司令部，击毙敌旅长郝庭以下官兵800余人，并开敌第七旅大部，震撼了全线军，总指挥王陵基被刘湘撤职。

1933年7月，舒玉璋在《军略、战略、战术战斗之释》一文中，指出:“军略受国策之使命，对某方面的战有单独行动使命之军团，有单独在战区管理地方行政、通、财政之行权。在军事方面，有临时休战参战及其它外手段等......如红四方面军基于党中央及中央政府所定的第略，认为在中国目前政治革命形势下，只有开展西北革命据地后方战略，因此，本军在川陕边区创造新的苏区实施中央的策略之方针，则谓之军略。”而“战略者，为实施军略达战争之目的……战术者，行军驻军警戒宿营战斗之方法也，所谓兵行千里而不殆，警戒不乏战斗力也......”舒玉璋为让广大指战员在实战中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这些理论，他还编写了《警急集合之说明》和《军事知识研究》。特别是他在《军事知识研究》中、分“火线构成及集中火力”、“援队及各预备队用途”、“夜间攻击之准备”等专题分类论述，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总结了各类形式的作战经验，上升到理论，在川陕苏区党的《干部必读》刊物上连载。

舒玉璋在军事上的高超建树和独到的战略战术原则，是他在长期战斗中不断积累、系统总结，吸取古今中外军事斗争经验的结果。其目的是培训广大红军指战员具有“智勇双全、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精神，所以，在当时，这些军事著作，普遍受到了红军指战员和游击队战士的欢迎。然而舒玉璋同志并不满足现有的成果，他趁红军开展了“仪（陇）南（部）战役”后的间隙，又继续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同志主持编写了不少有关军事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军事文章，以供红军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部培训部队和有计划地提高干部的军事理论素养的主要教材。广大红军和地方武装通过这类军事理论著作的学习，不仅提高了红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为红军相继开展“三次进攻战役和反刘湘“六路围攻”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对红军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与后来徐帅总结红四方面军在长期战斗中所形成的“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密切相关。所以徐向前元帅生前反复称赞舒玉璋“有很好的军事素养，有独到见解..”一些老将也钦佩他是“难得的将才”他的军事论著和称誉保存至今，名传后世，并没有因岁月流逝而冲淡，也没因历史的偏见而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