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璋

二、东洋留学，潜心救国

舒玉璋一抵日本，获悉孙中山先生北上途经日本神户他抱着好奇的心情去神户高等女子学校聆听孙先生的演讲，他边听边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赞叹不休地说:“吾当今日获益匪浅，感深备至。”从此，舒玉璋在这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军国主义日渐强化的国度，“人在曹营，心在汉”。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抱着冷静而沉默的态度，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科学和文化知识。

舒玉璋刚学满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野心更加露骨，强压东北军阀张作霖单独承认其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有关满蒙的条款，并纠集英、美各国屯军舰于塘沽，企图重演“八国联军”的丑剧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卑鄙阴谋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反帝、反奉运动影响下，就更加激起东北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愤怒声讨亲日派的卖国行径，直系军阀乘机再次发动了反奉战争。战局发展到1925年11月，奉军开明派将领郭松龄在滦州倒戈反奉，改称“东北国民军”，对前来调解的张学良说:“本以练精兵，御辱，无须兄弟干墙。可东洋如此嚣张，吾已忍无可忍，乃是情不得已”

郭松龄举义后，联络李景林部，同冯玉祥结盟，一同伐兵反击张作霖。郭军兵分三路，直通奉天。12月间，进抵沈阳附近。日本政府眼看傀儡危在且夕，便下令进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出动80架飞机，8000多名陆军参战。12月24日郭松龄于辽中老达房村兵败被杀，夫妇二人暴尸荒野。舒玉璋等人在日本获悉事变的真象后，痛心疾首，欲求提前归国，串联部队继续高举郭松龄的爱国旗帜，后经留日好友劝阻，且冯玉祥遵守信义继续郭松岭部供给舒玉璋等人的留学经费。舒玉璋这才放弃领学的念头，认为“学为救国救民之用，以奠郭氏夫妇和捐躯将士在天之灵”。

在一次集会上舒玉璋大赞孙中山先生的英明伟大，治军严明，品行端正富有民主主义思想和郭松岭旅长的爱国主义热忧，愤怒谴责那些破坏反泰同盟的罪魁祸首。他指出:历史证明自私自利的军阀是救不了中国的，也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从此，舒玉璋更加坚强地奋往直前，寻求救国救民之术。

他除抓紧学好校方规定的军事课外，还时常关心国内政治，广交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日本共产党主办的《赤旗》、制定的《二十七年纲领》，以及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经过他长期对国内外各种主义、各类党派的认真比较、选择，终于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观，信仰共产主义。他对好友王梦龄说:“唯有马列主义才能医治疮痪满目的中国;走俄国人民的道路方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实现中华之大统一”

舒玉璋在政治思想上的迅速升华，引起留日的共产党人的十分关注，并积极派人去亲近他，了解他，帮助他;而舒玉璋也多次主动靠近党的组织，提出进步要求。党的组织为考验这位年不过18岁的士官生，能否应付复杂多变的环境，1926年暑假，同意舒玉璋取道朝鲜秘密回国探望母亲并完成组织上赋予他的重任，收集敌情资料和革命发展状况。没料，他刚踏上祖国的边疆时，得知张作霖正苦恼于郭松龄事件，还继续通缉捉拿郭军倒戈的所有人士，其中就有舒玉璋等人在列。但早有所料的舒玉璋，已乔装成日本士官生的模样，留着仁丹胡，手执文明杖，口操日语，一路上谁也难辨别出他究竟是东洋人还是中国人。就连去沈阳火车站迎接他的亲生胞弟舒玉珊也一点认识不出兄长的面目。

归家的路上，兄弟俩一前一后，东躲西闪。弟误认为是日本军人找麻烦来了，兄怀疑是张作霖的暗探在跟踪盯梢。二人行至家门口，一家人望着舒玉璋目瞪口呆，拒之门外。直等舒玉璋将行李轻放在门口边，然后亲切地喊声:“亲娘!我是患德呀!”两扇门才慢慢打开。玉璋乐呵呵一笑“进乡情更却，不敢问来人”。弟弟一把拉紧兄长的手脱口而出“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客”，说得全家皆大欢喜。

舒玉璋在家一住十余日，涉足城乡，走亲访友，了解下层社会的动态，畅谈自已留日的生活、学习和对时局的看法。并一再强调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提醒亲友务必百倍警惕。一天晚上，玉璋的几位知心学友来家叙述郭氏夫妇的遭遇，学生、兵士被害的情况。舒玉璋痛切之情，昭然纸上，埋头写下:“痛我等学子，悼我遇难将土。被邪魔残害，莽莽神州，天道何在?凡我国人探国保家，贵无劳贷。”诺友谈后，颇受悠动!个个口诛，宜知奋勉伐，痛斥外强内奸的反革命行为。后安然度过假期，完成任务，顺利同到学校学习。

1926年旧历10月，旅日党组织，趁日本国内民主空气稍有解冻，日共筹备重新恢复建党的时机，舒玉璋经留日的中共党员王梦龄（广东人）的介绍，加入了中共旅日地下党组织。自感“从此真正获得了新生，找到了革命的航船，迈上了革命的大道…….”舒玉璋在学习、生活、工作上，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服从党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1927年秋，舒玉璋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本想归国培训革命军队，造就革命人才。没料，这时“宁汉合流”，国内局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华。舒玉璋的留学经费亦遭断绝，不少进步人士，纷纷逃往国外，党要舒玉璋克服一切困难，暂留日本做华侨工作，同日本人民一道反对日本政府得寸进尺侵略中国的斗争。于是，舒玉璋只好依靠学友的关系，四处去卖劳动，打工挣钱，作为宣传费用，书刻传单，赈济难民，鼓动群众，抗议日本向外侵略扩张。就这样，舒玉璋一直为党工作到1928年5月的“济南惨案”发生。

正义感、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激情，驱使这位刚直不阿的热血青年归心似箭，急欲要求归国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他说“力要用在刀刃上”，去从事党的“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战斗。有人劝阻他说:“你太年轻回国危险!不如侨居日本谋职。”甚至个别日本教官，鉴于舒玉璋学业优异，机智灵活，公开出面恐胁阻拦，可舒玉境不惧一切，坚定地回答:“人各有志，我有我的民族自尊心。我早系满人后裔，但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就应当有中国人的骨气，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丢头不丢志。”但是又如何摆脱羁绊，凑足路费而顺利回归祖国呢?这在舒玉璋的脑子里日夜盘旋、思索……最后想一妙计，做医生工作，伪称患病，住进东京养生园病院。舒玉璋向家中要钱的信中称:鱼龙分衍之际，我不做龙胜傍龙，虎胜傍虎的跳梁小了也不愿躲进避风港里，贪生怕死。实在想为母亲尽忠尽孝……。但身不由己，住进了医院……。舒玉璋的母亲得信后，望子早日康复归来，索性将仅有的土地房产全部抵押，换日币2700元（当时折合银圆7290元），汇给舒正璋治病，全家人依赖舒玉璋的姑母关舒氏过活。

舒玉璋收到慈母的款后，结清了医疗费，余款作路费绕道香港，途经广州回到沈阳。舒玉璋一拢家，亲友和玉璋的未婚妻林惠芬小姐一再规劝他早日成家立业，就地谋职而舒玉璋坚定地回答:“为得了小家，就为不了四万万同胞的大家。信念不许我这样做……”九天九夜的家常话叙罢后，舒玉璋又照常挺直腰板，走家串户，从事社会调查研究，发展革命力量。

舒玉璋离家去广州接受任务，他弟弟舒玉璜送行到沈阳火车站时，他还利用开车前的时间前去秘密点会唔同志，嘱咐战友，忠心为革命工作。返回车站时，悄声地对弟弟讲:“玉，哥哥本不赞成你穿上这套军装，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又无可奈何，所以，哥的事情你不必过问。总之我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今后，你凡做任何事情,只要从好的愿望出发，就没有办不成功的事。”舒玉一直铭记住长兄留下的赐教，弟兄姐妹一同走向了抗已救国之道。无论是在艰苦抗日的岁月中，或是在国共两党拼搏的游涡里，舒玉琳不忘家兄的教诲，不顾自身安危，利用各种关系曾营救过百多名爱国人士、进步学生和共产党人出狱，并公开支持逼蒋抗日的南下学生请愿团。舒玉瓉老人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正因为我是舒玉璋的胞弟，许多事件都把我牵进政治斗争的漩涡。“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两次抄我的家，通缉捉拿我，一家人流落关内。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特务嫌疑我系共魁舒玉璋派入国军内部的红色特务，在南京中央军校被捕入狱，三次过法场，吓得么妹舒惠贞神智颠倒。1937年夏，又回到傅作义部任教官。10月，山西北战场会议，巧遇徐向前将军，问及家兄的下落，徐将军难堪地回答:“被张国焘在四川杀了......’，顿时，我悲异常，痛心难忍，没有来得及问其死因。山西失陷后，舒玉璜为打听哥哥的死因，潜逃到四川成都中央陆军军校任中校战术教官。莫料，因招收东北学生，而被特务告密，蒋介石下令审讯舒玉瓉。1941年才逃往西康刘文辉部，旋任少将教官。

抗日胜利后，舒玉瓉到重庆打听家兄的死因和经过张国焘获悉便派人去刺杀舒玉瓉。刺客说:“他是国军少将哟。”张国焘回答:“中将也要铲草除根。”幸得“民盟”保护，舒玉瓉携家眷逃回沈阳。莫料“文革”中，又被打成“反属”，扣上“反革命”帽子。舒玉瓉的一切遭遇都是因为他与舒玉璋是一母所生的关系所致。也正说明舒玉瓉生前,在方方面面颇具影响，真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