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张敏

本文摘自：《张敏同志生平自述》

一九二四年，九月九日我出生在四川省巴州平昌县张家湾村（今平昌县得胜镇爱国村）。一九三三年九月，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张家湾。一九三四年九月，我在仪陇县加入了红军。当时我十岁。参加红军后，我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二六五团。我参军的时候，正是红四方面军反国民党六路“围剿”决战阶段。刚参加红军时，年龄小，背不动抢，不能上战场打仗，营长叫我作宣传员。那时红军中有许多与我年龄差不多的红小鬼，多数是宣传员。我们部队有一个剧团，叫“新剧团”，我在新剧团任宣传员。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是搞宣传，每到宿营地或者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就把小鼓拿出来，蹦蹦跳跳的一边敲鼓一边给大家唱歌说快板，活跃气氛鼓舞情绪，缓解大家的疲劳。1934年11月我从265团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我到总医院的那个时期是总医院规模最大、成就最辉煌、环境最恶劣、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在红军历史上，那个时期的红军总医院在各个方面都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我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工作了将近一年，那段日子使我终生难忘，在那里我结识了许多许多首长和战友，也学到了许多本领，总医院的生活为我后来从事部队医疗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5年，离开川陕苏区革命根据地，我们红四方面军向川西进发，经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威州、荗州，然后到黑水、六合过毛尔盖、懋功、

后来部队开向天全、芦山，说要打成都。住了一段时间没有行动，而后敌人向我们进攻，部队撤向道孚、炉霍、瞻化，以后又到了甘孜，翻越夹金山、党岭山，这是两座途中最高的山，终年积雪，没有像样的路。到甘孜后，二方面军来了，两军会合后36年底北上进入草地。

草地茫茫无际，杳无人烟，东南西北方向难辩，部队像集体阅兵方队一样通过，个人跟不上，掉了队，那只能同野草共存亡了。小便边走边尿，大便不能超过一两分钟，不然赶不上队伍了。绝大部分地平坦,低洼处,下面积水,黄褐色臭气熏天，表面长长着青草，脚踏上去，软绵绵的，陷进去难拔出脚来，牲口和人陷进去的，我也亲眼见到过。

出发前上级叫每人带20天干粮，米锅粑、炒面、炒米、再带上一些盐。随走随吃，不到目的地带的干粮就完了,只有找野菜吃,凡是柔软、嫩的能充饥的都是好东西。有水芹菜、灰灰菜、车前草、野葱、黄花草、嫩植物等，走在前面的部队可采到，走在后面的部队就难了，没有办法，只有喝点盐开水。

进草地还要带一些木柴，干牛粪是最好的燃料，引火器以火镰最为普遍，是两块石头，火柴很少，草地没有树木，烧火用散落在地上的干牛粪，牛粪火力不强，烧水慢，有时水还未烧开，出发号就吹响了，马上就得走。

偶而搞到点牛羊肉，吃肉后，大家分点皮，在牛粪火中把毛烧掉，刮干净煮了吃。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吃野菜和肉皮都很香。有不少同志找不到吃的，体力不支，倒下了。走草地的最后几天，由于过度疲惫和饥饿，身体越来越虚弱了，没力气，迈不开双腿，走不动。坐在地上，心想：这回走不出草地了。过了一会，一支骑着马的小部队赶过来，其中一位首长走了过来，看我虚弱的样子，问道：“你怎么样?是病啦，还是饿的?”我说：“没东西吃了，饿的”那位首长告诉身边的同志给了一碗青稞面，我靠这碗青稞面，算是幸运的闯过来了。后来听说那位首长是个军长，名叫王宏坤。

走出草地后不久，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而后进入甘肃镇原县休整。上级命令我们30军、33军、4军过黄河西进，到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一部分部队过去了，就是后来的西路军。我所在的部队刚到渡口，国民党数架飞机狂轰滥炸，伤亡众多，损失惨重，渡河失败，部队回撤。我被炸弹片炸伤头部，昏昏迷迷四五天，幸运地活了下来。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一九三七年，我给肖克军长当勤务兵。同年，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1937年部队从西安出发，渡过黄河开到山西侯马。部队经过和顺县、昔阳县，数天行军到辽县(左权)，我们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建立了太行根据地，首战阳明堡，烧日本飞机24架，和日本周旋八年，首先粉碎日本的九路进攻。继而，黄岩洞保卫战，上党战役和最坚苦的百团大战。这时我在129师卫生部、二所给杨世才指导员当勤务，以后在三所当看护，

1938年经邓班长和彭世才副指导员介绍我入党。当时的党员是秘密的进行活动，1939年组织上选送我们去129师卫生学校第五期学习。学校没有固定校址，随战争变化，不断移动，边学、边打仗。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校址，哪里就是课堂。不管是村庄、庙宇、森木、岩洞、山洼、大树下或墙角都作为课堂。背包当凳子，双膝当桌子，翻书就上琛，敌人来了背上背包就跑。夜间轮班站岗放哨，有时还要出去侦察敌情。

1942年初毕业，将我派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特务团当医生，部队驻在辽县桐峪、麻田一带，这是个八路军老医院，设备和技术在当时是军区最好的医院，有很多光荣传统被保留下来了，分配到医院的同学不多，组织上把我放到这个医院是对我一种关怀，所以我在工作学习上都很努力。当实习医生时。单独管病人，有处方权、带医大同学实习。半年后转为正式医生，兼医大教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般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可以 作出诊断和手术治疗。

1944年，时局比较稳定，我提出去延安上学，要求调动工作。团里同意了，找到卫生部钱部长，他说你年轻多学点知识好，并亲笔给我写了一封致延安中国医大校长王斌介绍信，这时特务团欧志富团长也要去延安，我和他同行，通过敌人重要封锁，到了延安。

到延安后，我在中央医院门诊部工作，按触到的医生护士比前方好，向他们学习在前方学不到的东西，我很高兴，工作积极主动，值夜班，出诊我都去。后来中央医院工作忙，又叫我去医院传染科，

1945年8月15日夜，传来好消息，日本投降了，过了几个月后，46年初，学校动员迁东北沈阳。我们以愉快的心情，从延安出，经米脂、绥德、山西的苛兰、五寨、左营。到了承德，这时正巧碰上过去在八路军野战医院卫校的老师徐福静和卫生部的王肇元部长，他说：“你们来得正好，我这里太缺人了，就在这里吧。”于是把我们安排在承德工作。徐老师让我到她工作的热河省陆军医院。

在这里工作数月之久，征得张政委徐老师同意，热河省中央局组织介绍回到张家口医大(这时学校和晋察翼白求恩卫生学校合并改名--白求恩医科大学)，学期四年。本期同学除我以外都是从蒋管区到解放区的初中、高中、个别大学青年学生，因为在蒋管区“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 待不下去了，通过我们城市工作部关系到解放区。

1948年，我班全体男同学去前线，一面实习，一面等待太原解放，接管太原。住在榆次，每天从前线下来不少伤员，从后方向前方部队运送军需物资，还有棺材。太原外围战争打得很激烈，我军紧紧包围阎锡山半年多，八路军集中兵力用炸药包子于4月27日淸晨解放了太原。我们10时进城，徐帅是军管会接管太原的总指挥，医药接管组组长是张步锋部长，我和赵近贤、赵效东三人接管省立医院，我为组长，虽然我们是战胜者，但是阎军长期统治山西，军事上的胜利只是表面的，敌伪顽还沒有肃清，白天晚上脑子里担心他们杀人、放火，破坏医院，心情很紧张，害怕得发愁，自己年青没有管理医院的经验。原来院长邢玉亭，山东齐鲁大学毕业，六十余岁，医院的主任及各级领导都有很高的学历，年龄三四十岁，我们三人20多岁是尚未毕业的学生，毛孩子，怎么管这样的医院，完全靠军管会这个牌子和党的城市政策。

接管工作尚未结束，学校宣布我期同学毕业，分配工作我被分别到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和平医院是医大的附属医院。白求恩增在晋察冀军区工作，病逝在军区的医院。白求恩是国际友人为了纪念他，所以将医院改称为国际和平医院，半年后转为正式医生，兼医大教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般外科常见病，多发病可以 作出诊断和手术治疗。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指示，祖国人民积极响应贯彻执行。华北军区组织了赴朝手术队。和平医院领导决定我参加，当手术队队长，勉励我好好工作，以白求恩为榜样，发杨国际主义精神，接到命令后十分高兴，认为是党和人民对自已的信任。50年10月11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配属39军，首次云山战役，接收300多伤员，在美军飞机大炮轰炸下，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的手术，奋战九天。接着二、三、四次战役克服种种困难和危险，救治和转运大量伤员，荣立小功(当时只设大功、小功两级)。

回国后任职：

1953年秋回国，任华北军区北戴河干部疗养院外科主任。1954年去东北201医院战伤医疗研究组胸外科，工作学习一年。1955年任新组建的262医院外科主任。1965年去承徳266医院外科主任。1967年文革初调任269医院副院长。1969年任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

补充：2017年7月12日，老红军张敏在北京病逝，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