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的《汉中密约》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离开陕南转向川北，蒋介石原以为跳出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会经关中西进甘肃，已提前将虎城的第38军由陕南调往甘肃天水，准备以逸待劳阻击红四万面车，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

按常理，夹击红四方面军应由胡宗南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已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责令第38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调防。杨虎城左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被军法处置，或被取消番号；倘若服贴顺从，恰对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陕军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时，第38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陕军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谏言：“蒋介白调防一石二鸟目的明确，切不可上当。最好的办法就是联络红军，互不侵犯。”

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派武志平作为特使联络红四方面军。武志平以作战参谋之便，从军部带走了一份密电码和川、陕、甘三省部分军用地图。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杨虎城给红军将领的密信，翻越大巴山，途经土匪徐耀明盘踞的西河口，遭遇川军特务拦截搜查，发现军用地图，质问武志平身份。武志平淘出伪造的红十字会身份证，称自己在搞“灾情调查”，带地图是方便行动，为后续赈灾故记号用的。他还说，只要在哪个村寨上画个红圈圈，这个村寨就会得到红十字会的救济。

徐耀明发财心切，立刻盛情款待武志平，求这位财神多多关照！武志平从徐耀明的口中得知了红四方面军的大致位置后，以“急于调查灾情”为出，抓紧离开。

5月22日，武志平赶到了通江两河口，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说明来意，并将密函、地图和密电码交给了傅钟，说是杨虎城，孙蔚如等陕西将领的一份心意。傅钟当夜派骑兵把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把密码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也立刻派出留苏归来的参谋主任徐以新跟随武志平到汉中。

6月1日，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与杨虎城签订了“共同反将抗日”《汉中密约》，又称《巴山协定》，约定：

一、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
二、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强边界事务；
三、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
四、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以表诚惠。

一条从西安到汉中，然后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通江的“红色交通线”正式建立。后来武志平撰文回忆，“红色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第一，搜集敌军情报及时送达红四方面军总部；第二，协助后后勤总部米采购物资及转运事项：第三，掩护进出根据地的革命同志。当时，廖承志、潘自力等同志就是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交通线”的建立，打破敌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封锁，根据地需要的大批武器、弹药、通讯器材、药品等源源不断地通过“红色交通线”从白区运来，这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通过武志平提供的密电码，红四方面军经常截获国民党的军事情报，这对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六路围攻起到了重要作用。

（来自《川陕苏区100个经典故事》，陕西省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