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溪嘴轶事：白氏兄弟的悲欢

来自：“沙溪嘴轶事”公众号，白氏兄弟主要是指通江县沙溪镇白家的白太三、白杰之子白显斌、白显忠，这里就讲一下，解放前的那段历史。

沙溪嘴又是一个当场天。

沙溪乡小学的操场上又搭起了台子。自从一九五一年春天，沙溪乡新政权在这里枪毙地主阎升平以来，只要是这里搭起台子，一般都有好戏看。隔三差五当场天，都有沙溪的地主豪强在这里受审，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毙，先后已有七、八个地主掉了脑袋。

人们发现今天的台子有些不同：以前台子前的横标上写的是“斗争大会”，而今天的横标上写的是“宽严大会”。

赶场的人越来越多，这是近段时间来的一个普遍现象。“斗地主”、“打沙罐”吸引着这些山区百姓，大家都想来看个热闹，这热闹不是随时都能看到的。

“今天是怎么了？”“宽，是宽谁？严又是严谁呢？”人们互相打听，七嘴八舌亢奋地议论着，莫衷一是。台子周围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武装队员，一个个紧绷着面孔，表情严肃。也许他们知道，但没人愿意自讨没趣，向他们打听。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看稀奇。终于太阳当顶时，大会开始了。土改工作队长登上台子讲话：

“今天我们的大会是个宽严大会。有些地主虽然田多地广，财大气粗，过着不劳而活的生活，但他们也做过一些好事。特别是一九三四年红军走后，营救过我们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大家说，这样的人该不该宽大处理？”

“应该！应该！”台下的自卫队员和积极分子齐声应和。

“马在理上台来！”

文胜乡邵家塬的马在理低着头，迈着小跑步，走上台去。

“这个人就是马在理！是文胜乡邵家塬的大地主，也是伪乡民代表。但是，一九三四年红军走后，他从地主还乡团的屠刀下，救过我们的苏维埃干部。我们共产党讲究的是‘有仇必报，有功必偿’，现在宣布对他宽大处理！”

“马在理，你有什么话要说？”

“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一定痛改前非，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好农民！”马在理热泪盈眶，声音颤抖，双肩耸动。

“下去吧！”

马在理走到台子中间，向毛主席的画像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过身来，向工作队长鞠了一躬，然后不紧不慢、表情严肃地走下台来。

“但是——”工作队长拖着长音，足足顿了十秒，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也有个别人，随时都做着白日梦，妄图变天复辟，竟敢和土匪勾结，大家说这样的人应不应当严惩！”

“应该严惩！应该严惩！”人们齐声附和。

“把勾结土匪，妄图变天的白显斌押上台来！”

几个武装队员早有准备，把五花大绑的白显斌象捉鸡一样，提到台前，按住跪下。

“冤枉啊！冤枉！”，白显斌扭曲着脸，大声高呼。

“白显斌，你看看这是什么？这难道冤枉你了！”工作队长抖动着几张信纸，伸到白显斌的眼前。

白显斌看到这几张纸，犹如电击，酱红的脸庞霎时变得惨白，象一堆烂泥瘫倒在地。

沙溪嘴街道可谓“五囊杂姓”。除本地大姓李、何、阎、王外，还有谢、易、林、高、白、曾等。后面这些姓氏大都来自下河里——沙溪人把沙溪河下游的人，称作“下河里”，实际上是来自通江县外的人家。

在这些“下河里”的人家中，要数白家在沙溪财大气粗。沙溪的中街白家有七、八个门面。这些门面后面，是四水归堂的天井。白家做着各种生意：卖盐贩油，酒店餐饮，各种小杂货。后面是旅馆客栈，生意红火。同时，在白石寺、张家塬还有两个田庄，几百亩耕地，在沙溪嘴号称“白半街”。

白家人口不多，只两弟兄：白太三、白杰。且说这白杰，生得高大威猛，阔面大耳、浓眉大嘴，按沙溪的土话说“很是降人”。少时从军，一路升迁，上世纪三十年代，官至蓬安县城防司令。一九三三年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通江许多地方官吏、财主缙绅都逃到蓬安，投奔白杰，寻求庇护。白杰也乐于接待，给予方便，妥善安置，结下了很多关系，成为通江县手眼通天的响当当人物。后来致仕回家，利用这些关系，给白家挣下了偌大家业。

白杰、白太三兄弟二人没有分家，共同管理沙溪街上的产业。白杰、白太三各有一子，名白显斌、白显忠。

白显斌自幼聪颖，读书发奋，巴中中学高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授教于沙溪乡国民小学。

时间来到一九五一年。

沙溪的土改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真的变天了！”穷苦百姓喜笑颜开，地主老财愁眉苦脸，好多个沙溪过去的头面人物被敲了“沙罐”。白家因为是工商业者，根据党解放初期，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现在还没受到冲击，但是作为发财人，心里难免提心吊胆、忐忑不安，生怕那一天霉运就会触到自己头上。

这天，呼呼的北风刮个不停，阴沉沉的天空不时飘下几朵雪花，天早早地暗下来了。立春也有些时日了。“今年又是一个倒春寒！”白显斌自言自语，坐在屋内，心情也象这鬼天气一样，有点喘不过气来，百无聊赖，仰头数着房上的桷子。

正在这时，屋外闪进一个人影。

“老板，住店！”

白显斌一看来人，操陕西口音，中等身材，一袭青衣，满面风尘，行色匆匆。

白显斌连忙起身，张起灯来，把客人让到屋内。土改开始，住店的旅客越来越少。做生意的一般都是有几个钱的人，现在有钱人个个前途未卜，谁还有心思再去赚钱，还嫌死得不快吗？

空空的客栈就只有白显斌和来客，二人攀谈起来：

“先生贵姓，何方人士？”

“免贵姓白，草字显贵，陕西安康板栗沟人。”

白显斌一愣，猛然记起自己的祖居地就是陕西安康板栗沟的，听老人们讲，先祖从板栗沟迁到泥溪场，最后迁到沙溪。

“哦！在下白显斌，原来是家门哟，还是兄弟！幸会！幸会！敝祖上就是陕西安康板栗沟人士，辗转来到这里的，今天这真是遇缘了。”几天来闷闷不乐的白显斌，话一下子多起来。

客人一听老板原来也姓白，既是出自同一地方，又是同辈兄弟，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白显斌吩咐厨房立即备饭，炒了几个菜，烫了一壶酒，边吃边谈起来。

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聊越有劲。从白氏先人聊到安康板栗沟，从板栗沟聊到沙溪嘴。菜热了一次又一次，酒干了一杯又一杯，不知不觉喝了三壶。客人喝得口齿不清，说话拌舌，白显斌也是酩酊大醉。

“老哥啊，兄弟我混得惨哟！”来客断断续续讲述了自己的身世：从小投身行伍，在胡宗南部队干了十多年，才混了个连长。胡宗南在贺龙的一野和刘、邓的二野南北夹击下，一路溃败到雅安。自己的连队打散了，幸好大难不死，化装潜逃，一路昼伏夜行，今天才到达这里。身上的银钱已所剩无几，现在想尽快回到陕西，做一个农民，终老其生。

说着说着，打开随身的包袱，抽出一把手枪。白显斌吓了一跳，酒倒醒了几分。

“这是一把德国盒子炮，二十响的，相当于一挺机关枪，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老哥在这一带交游甚广，看能不能帮个忙，换几个钱，算是我的安家费。”

白显斌当然认得这枪，“好枪！好枪！只是我一个教书的，要他何用？兄台赶快收起来吧。”

客人只好收起枪，脸上露出十分失望的表情：

“这周围难道就没人想要吗？”

白显斌沉吟了一会儿，总觉心有不忍，看到自家兄弟满面风霜，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我是不要你这个东西的。这周围只有靳廷垣可以要你这个东西，你去找一下他吧！”

客人称不知道靳廷垣是谁。白显斌向他解释，靳廷垣原来是至诚区的区长，解放后，拒不投诚，组织了一伙人在芝苞、至诚、洪口一带打游击，现在政府都把他没办法。

“不行！不行！”客人连连摇头，“我又不认识他。我去不是羊入虎口吗？枪给我收了，钱不给我，那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吗？说不定还把我当解放军的奸细处决了。”

客人提出，希望白显斌先拿个钱把枪买下，再转卖给靳廷垣。白显斌觉得不妥，手头也没的现钱。

抵不住客人的苦苦哀求，这时，白显斌的书生气犯了。

原来，靳廷垣是芝苞口有名的大地主，国民政府的至诚区区长。在一九三三年川陕苏维埃时期，逃到蓬安县。穷困潦倒之际，得到蓬安县城防司令白杰的救助。靳廷垣很重义气，时时不忘白杰的救助之恩。年头岁节定要到白家拜望，送份大礼。平时赶场，过路，定要到白家盘桓。两家交情很深，是可过命的朋友。

“这样，我给你写封信，你去找他。我们两家多有来往，这点面子一定会给。”

白显斌找来纸笔，写好信。客人大喜过望，收好信，眼看时候不早，各自安歇。

第二天，白显斌起得很晚，一看客人已不知去向，想必是找靳廷垣去了。

隔了两天，沙溪当场。睡梦中的白显斌，被几个武装自卫队员从被窝中揪起来，捆了个结结实实。他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所谓的白显贵，其实是解放军的侦察员。沙溪发生阎际风的“土匪打沙溪”事件后，解放军怀疑沙溪嘴街上还有人与土匪有联系。通过排查，根据白家的声势和白杰旧军官的身份，于是把目标锁定白家，派出侦察员入驻白家客栈。那知碰上白显斌这个书呆子，侦察员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把柄。这封信就成了白显斌“通匪”的证据，走向刑场的通行证，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宽严大会”的好戏。

白显忠在土改时划的成份是工商业兼地主。解放初，新政权为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十分宽大。白家在沙溪街上的客栈继续开着，同时还开着药铺、百货铺、油盐铺，并且取得了邮差的营生，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沙溪嘴街上有许多小商小贩，也和白家一样，安心做着生意，过着自己的小日子。那个时期虽然也有一些政治运动，但在沙溪嘴街上影响不大，没有影响到人们的固有生活轨迹。

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开始波及到沙溪嘴街上这些人的生活。一开始，共产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提意见，号称“大鸣大放”。谁提的意见多，谁就受到表扬、鼓励；不提意见的，被认为对共产党没有诚意，对整风缺乏认识，三天两头受到批评。

本来，沙溪嘴这些人大都来自三山四码头，有着丰富的江湖经验，轻易是不会相信人的，所以一开始大家发言很谨慎。随着运动的深入，看看确实没事，一个个胆子大起来了，批评越来越大胆，意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深刻。那知这是使的“引蛇出洞”之计。突然某一天，口气变了，这些人的发言被认定为“右派分子向*猖狂进攻”。这些发言积极的人，一个个被整得鬼哭狼嚎，俯伏在地。沙溪街道有数十人受到斗争，为了不言而喻的原因，我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

笔者那时年龄还小，随大人们去赶场，就曾几次看到过这种场面：

主持人在台上讲话，问大家“我们这里有没有右派分子？”

“有！”台下齐声高呼。

“是那一个？”

“XXX！”

“把他押上台来！”

一伙积极分子早有准备，把毫不知情的 XXX象提鸡一样，脚不沾地地揪上台去。

积极分子一个个义愤填膺地上台发言。

“这家伙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说三百八至四百二就是不够吃。现在你说说，三百八至四百二到底够不够吃？”接着“啪”的一个耳光。

“这家伙经常说X乡长文化水平低，光念骚白字，把‘趾高气扬’念成‘扯’高气扬，真是笑死人！这就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

揭发批斗的大都是类似攻击党的方针、政策，攻击党的领导问题。

罚站、打耳光算是最轻了，还有跪柴块了、跪瓷瓦子、打森木棒的。我就亲眼见过把一个姓何的在台子上打得乱弹。

这场斗争，为以后各项政策的推行扫清了障碍，人们一个个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再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白显忠对自己的处境是十分清楚的，特别是土改的斗争和其弟白显斌的死，算是吓破了胆。“大鸣大放”时期，“自己的小名自己知道”，所以谨言慎行，不敢发言。在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没有什么“辫子”被攥住，也就只是陪斗了几次，没有受到伤及皮肉的斗争。但是其他人被斗的情景，自己看在眼里，确实感到惊骇不已。甚至暗暗幸自己有个“地主分子”的帽子戴着，没有资格参加整风，向党提什么“意见”，不然的话，这次运动中不知会说什么话，放什么毒，今天那些人的下场说不定就是自己的下场。白显忠在心里再次警告自己，一定要、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

一九五七年，沙溪乡要办医院，看中了白家的住房、店铺。乡政府通知白显忠搬出去，指定的地方是张家塬一户民房。白显忠一家乖乖地搬到了张家塬。住了不久，民房的主人提出自己儿子要结婚，没房子住，要收回房子。白显忠只好找乡上领导，乡上领导在向家梁调剂了一处民房，白显忠一家又搬到了向家梁。向家梁的房子摇摇欲坠，十分陈旧，一场大风终于将其吹倒了，幸好全家人平安无事。白显忠只好又去找公社（这时的沙溪乡变成了沙溪公社）领导。这时正是全民大战钢铁，保“钢铁元帅升帐”的关键时刻，沙溪公社的土铁厂（实际上是将社员的锅、罐、勺、盆等铁器收来炼铁）正好没有燃料，公社领导急得搓脚搓手，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派来一伙人将所有房料抬到铁厂，作了炼铁炉的燃料。公社将白显忠一家，先后安置到罐子里、周家山（小地名）的民房居住。这些房子的主人，又以各种理由将其赶走，最后被安排在五保户李家瑞的屋内。李家瑞死后，白显忠终于结束了飘荡的生活，有了自己的落脚之地。

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作为地主分子的白显忠，只有默默忍受，积极配合，不敢有丝毫脾气。这些地方，相隔虽然只不过四、五里，但都是山路，十分难走。家、农具及生活用品要一件一件肩挑背扛。幸好那时也没有什么大型的家用具，几床棉絮，几件衣服外，就是几个盆盆碗碗，锄头镰刀，四、五年内五、六次搬迁，丢的丢，扔的扔，已所剩无几了。那个时候农民生活简单，都在公共食堂吃饭，一双筷子一只碗，晚上有个遮头的地方足矣。

一九六二年，再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全国掀起阶级斗争的浪潮，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每次政治运动地、富、反坏右是天然的斗争对象。在周家山生产队，只有白显忠一个“阶级敌人”，自然成老运动员。对白显忠的斗争，成为生产队长的政治任务，更是对生产队长的一种政治考验，不斗交不了差。

好在生产队的斗争还是比较文明的。大家一同生产，一起生活，鼻子挨着眼睛，抬头不见低头见，迫于上级指示，只好做个样子。所以斗争也只是走个过场。无非是“站个端端”，在群众面前老实交待“问题”。白显忠平时谨慎小心，走路都怕树叶落下来砸到头上，“破坏活动”实在不好找。群众揭发的也就是“出工不出力”，梭奸扒滑；某次“耕田时，狠命打牛，其实是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某个田里的葫豆苗被割了“肯定是你这个阶级敌人干的”；某次砍柴把桐子树砍了，是“蓄意破坏集体经济林木”……。对这些问题，白显忠都是“老实承认”，狠批自己的“剥削阶级思想”，愿意加强劳动改造，重新做人，几句话一说也就“过关”了。

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的斗争会就不好过了。在沙溪这样偏僻落后的农村，封建宗族观念十分浓厚。白显忠所在的廖坪村，其他姓阎的、姓李的、姓何的地主分子也有，但这些姓都是大族，有人暗中保护。白显忠这个地主分子是个孤姓，只有他一家。所以每次只要是开斗争大会，白显忠都跑不脱，是斗争的首选对象。有了对白显忠的斗争，干部可以交差了，其他地主分子就滑过去了，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公社每次开斗争大会，斗争的五类分子名单由各大队报，廖坪村当然少不了白显忠。这样，大队、公社的大会、小会，每月一次的“五类分子训话会”都少不了斗白显忠。久而久之，白显忠在沙溪公社名声鹊起，逢会必斗，成了沙溪最大的“抗拒改造的阶级敌人”。

公社、大队的斗争就不是生产队那样不痛不痒了。这里讲究的是“剌刀见红”。想立功、“挣表现”的积极分子不乏其人。这些人和白显忠相隔很远，没有什么交往，不存在以后不好见面的问题，所以整起来手段极为残忍。最常用的是上“背架儿”——双手反剪，绳索搭在肩上，捆住两臂，再用力往上拉，造成血脉不通，疼痛难熬，一般人难以承受。白显忠经常承受这种刑罚，被捆得象个粽子，脸色苍白，气喘吁吁。斗争会后，第二天还得强打精神，下地干活。以至于沙溪许多人认为白显忠学过气功，有的甚至说他学过“缩骨功”，不怕打，不怕捆，丁把丁点把点刑罚，奈何不了他。有一次，由于捆得太紧，时间又长，造成白显忠双臂红肿，象死血浸了，一个多月无法下地干活。周家山生产队队长是个敢说敢当的“炮筒子”，找到公社、大队领导：“你们要整白显忠，干脆把他整死算了。现在整残了，给我们生产队摆个负担，他一家人要吃饭，难道要我们革命群众把他一个阶级敌人供养起来，这算怎么回事！”从这以后，才稍微有所收敛。斗争起来无非是坐“土飞机”、掴耳光、罚跪，这就轻松多了。

白显忠自知厄运难逃。每次只要是大队、公社开会，他都披一件棕衫，表示自己随时不忘劳动，是在诚心“改造”。其实这件棕衫大有用处，冷天可以防寒，劳动时可以护衣，不挨斗时，坐在地下时可以当垫子用，很是柔软。当然，其他的地主分子很快就洞察了白显忠的用心，一个个都效仿起来。只要开大会，都披一件棕衫，会场边角里坐着的这些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九六八年夏天，白显忠的夫人马氏生下一男两女的三胞胎，一时成为沙溪的新闻。对于从来人丁凋零的白家，应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白显忠却是高兴不起来。

首先面临的是吃的问题。那时候大集体生产，人们缺乏积极性，生产搞得很差，群众的收入也就差，生活十分困难。最好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四、五角钱，差的只有一、两角。口粮分配上级有规定，是三百八至四百二，最高不超过四百二十斤原粮（原粮的算法是水稻、玉米、小麦、杂粮一斤算一斤，红苕、洋芋5斤算一斤）。相当的生产队口粮不到300斤。收入就更差了。白显忠所在的生产队算一般水平，去年人平分了200来斤水稻，现在早就没米吃了。今年小春人平分了10斤小麦，5斤葫豆，400斤洋芋，每天的生活靠洋芋当家。为了家里几个长身体的半大孩子，白显忠夫妻二人主要吃的是粗粮。瘦弱的马氏的奶水少得可怜，三个婴儿饿得哇哇直哭。三胞胎生得都很瘦弱，稍不注意就病了。三姊妹有心灵感应，一个病了，三个都病了，打针吃药都需要钱。三个孩子的四丈五尺布证早领来了，没有钱，衣服都没给他们做，幸好是夏天。一年三百六十天，夫妻二人没缺过勤，每年都还进几十块钱，算起来生产队已该自己一百多元了，就是兑不了现。其他社员兑不了现，还敢去找队长，白显忠一个地主分子可没这个胆量，也从没有指望从生产队拿到钱。靠不了生产队，其他社员还敢搞些副业，把自留地务好点，整些农、副产品，拿到自由市场去换几个钱，自己是地主分子，这些都不敢沾，稍有不慎，“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就会落到头上，等待自己的就是挨斗、挨打。

愁云满面的白显忠望着家徒四壁，实在看不出什么东西能换钱。“想不到我白显忠七尺男儿竟会窘迫至此！”

蓦地一个念头涌出，“卖血！我白显忠还有血，这是属于我的！这总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收工后，白显忠向生产队长请了假，扒了几口冷饭，没有什么行李可收拾，立即上路，迈着小跑步，赶在肖口（即长胜）的最后一班渡船收工时，过了河。前面是进城的公路，白显忠放慢了脚步，走得不那么急了。在离城还有四、五里的地方，天亮还早，白显忠找了个石岩休息、打盹。没钱住店，也不敢进城，免得在街上闲逛被人逮住。虽然走时在生产队长那里讨了一纸证明，但是，生产队那证明上没有盖公章，盖的只是生产队长的私章，真被逮住，有谁知道自己那个小小的生产队长的大名，有了自己地主分子的帽子，不知会耽误多长时间，打多少麻烦，才能说得清楚，走得脱。自己实在不愿意节外生枝。

八点过，医院上班了。白显忠来到管输血的科室，表明自己卖血的意愿。工作人员一听，十分高兴。那年月，通江这个偏僻的地方，老百姓虽然穷，但观念落后，没有几个愿意卖血的。工作人员拿出表格，当填到“成份”一栏，得知白显忠的“地主分子”身份时，犹豫了，连忙请示科长科长前来把白显忠详详细细地盘问了一通。

“不行！我们医院是为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服务的。你这个地主分子的血怎么能进入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体内，这血统不是搞混了吗？这可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要你的血，你赶快离开这儿！”

这些话如一瓢冷水，浇在白显忠头上。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白显忠神情恍惚，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城的，怎么沿着通铁公路来到肖口的渡船上的。坐在船上的白显忠，抬头看看蓝蓝的天空，低头看看碧绿的江水，眼前一片茫然。

“纵身一跳，在那碧绿的江水中眼睛一闭，人世间的一切烦恼都没有了！”

突然，三个脚弹手动的幼小生命和马氏那瘦骨伶仃的身躯，没有血色的脸上泛起的笑容，浮现在眼前。

“白显忠，你这个懦夫！你一个男人都担不起的重担，就想扔给一个女人，一走了事吗？你死了，省心了，解脱了，他们娘儿母子怎么办？”

白显忠狠狠抽了自己一个耳光，站起身来，大踏步走上岸去。

沙溪公社当时的领导还是很有理智的，知道白显忠生了个三胞胎，家庭困难，没有米吃，破天荒地给评了30斤供应。给地主分子评供应，这可是全社从来没有过的事。生产队也想方设法兑现了10元钱。邻里乡亲你送几个蛋，我送一把面，切一圈油，给一方肉，吃的问题暂时解决了。白显忠对家里重新作了安排：三个婴儿，实在哺养不了，找了个人家送出去一个；大儿已是半大的小伙子了，书就不读了。参加劳动，每天只能记5分，不划算，干脆找了个泥瓦匠师傅，学手艺，外出搞副业，挣几个现钱。

过了几天，白显忠家喂的一条七、八十斤重的架子猪死了。哭丧着脸的白显忠，找到生产队长汇报。队长找来兽医，大家怎么也找不出原因。

“死就死了，怄又有什么用，这猪不是得什么传染病死的，肉可以吃，烫了吃肉，也可以少些损失。”队长吩咐道。

不知什么原因，这以后白显忠家的猪，经常长到七、八十斤就凭白无故地死了。白显忠说是自己的圈不好，是修圈的师傅，因为自己招待不好，做了手脚。生产队对一个地主分子猪死了的事，当然是毫不在意。

多年以后，时过境迁，人们才明白真相：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一些主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粮票、肉票、油票、布票、糖票、香烟票，连肥皂都要票。而除了布票外，其他票都是只有非农业人口才能享有的特权。农民除了付出还是付出，除了生产队交公粮统购外，每年还有这样任务那样任务。养的鸡有鸡蛋任务，政府宣传说是为了供应飞行员吃。飞行员不吃鸡蛋，开飞机就会头晕，飞机就会出事，就不能消灭敌人，每户农民一年有几斤鸡蛋任务；农民养猪实行的是“购留各半”的政策。一条猪肥了杀了，必须要卖给国家一半，这是硬性规定。

白显忠眼见孩子又多又幼小，营养跟不上。人没吃的猪更没吃，一条猪一年也喂不肥。孩子们不说吃肉，油是要吃的。思来想去，办法来了：死猪国家是不收的，弄死不就可以不卖了吗。怎么弄死？他自有办法：多喂些盐，吃两天就死了，什么人也查不出死亡原因，肉还是无毒安全的。

这就是白显忠的猪平白无故死亡的原因。

野白合尚有春天，丝茅草也有开花时，白显忠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好时光。

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一九七九年一月，党中央作出摘掉地主、富农份子帽子的决定，白显忠终于回到了正常人的队伍。一九八三年，通江这个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全国第二大苏区受到中央的重视，开展了为西路红军和流落红军落实政策的工作，这次白显忠抓住了机会。

原来，一九三三年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时，十二、三岁的白显忠因为调皮扯筋，受到父亲的一顿饱打。心高气傲的白显忠，一气之下跑到王坪总医院参加了红军。白家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自然不敢向红军要人，只好听之任之。

参加红军的白显忠由于年龄小，家里开过药铺，有一些中医药方面的知识，一直在廖坪中医院、王坪总医院干些扫地、熬药、跑路、服侍伤病员的零杂活。红军撤离通江时，随总医院一路撤退，到巴中、旺苍，过嘉陵江，经过北川，走走停停，一直干的本行。

红军到达甘孜后，处境越来越困难，行动飘忽不定，说走就走，说停就停。某一天，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行军，小小年纪的白显忠疲惫不堪，倒在一个草堆里睡得死死的。晌午时候，强烈的阳光剌痛了双眼，不知睡了几天的白显忠翻身爬起来，四周静悄悄的，红军走得无影无踪。白显忠四处寻找，跑呀、喊呀，喉咙都喊破，没有一点回音。这一带地广人稀，几十里路没有人烟，又是藏区，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人，互相之间语言不通，不能交流。没有办法，白显忠只好四处游荡，渴了喝几口山泉，困了睡石岩，饿了吃野果、草根，讨口要饭，也算运气好，终于一步一步进入汉区。语言通了，四处打听回沙溪的路，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

白显忠流落红军的材料报到上级有关部门后，经过调查核实和同行人员的多方证实，确认白显忠符合流落红军的条件，批准了他流落红军的资格。

“白显忠是流落红军？”

“是那个经常挨斗的地主分子吗，还是同名同姓另外的人哟？”人们议论着。

“这年头太Y了，阶级斗争不讲了，地主分子居然成了革命的功臣。”一些人感慨。

白显忠是流落红军的消息在沙溪乡引起轩然大波，人们怎么也不能把经常挨斗、猥琐至极的干瘪老头和高大威风的红军联系起来。

有几个经常批斗白显忠的积极分子更是愤愤不平，向白显忠当面发难：

“白显忠！你这个没改造好的地主分子，有好长的时间没有‘松过皮’了吧！你今天要老实交待，是怎么捏造事实，当上流落红军的！”

“嘿，嘿！我现在站在这里的，你们要打、要斗就来嘛！不敢了吧！看来你们乱斗乱打的日子到头了。我的流落经红军身份，事实清楚、有人证明，组织上也作了认真调查的，你们难道连组织都不相信吗？我当红军的时候，你们几个还没出生吧，怎么能够乱说呢！”白显忠也不怕事了。

“那你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逃兵！”

“不能这样说哟！那个年代参加红军，是要准备牺牲的。不比现在那些口头革命派，喊个口号，讲几句豪言壮语，斗几个地主、富农那么简单。”白显忠话中带剌。

“至于我的经历，有那点不符合流落红军的条件，你们可以去问乡党委、乡政府！”白显忠有了几分底气，反驳道。

这几个人没有了办法，只好悻悻地离开。

由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经常挨批挨斗，白显忠的腰还直不起，对突然到来的荣誉，显得很不习惯。乡上发放流落红军补助的时候，操场上其他流落红军趾高气扬、高谈阔论讲述自己的“奋斗历史”，白显忠站在一边，不苟言笑，从不接腔，从不谈论自己的“光荣历史”，只是嘿嘿应承。乡上开流落红军座谈会，也总是坐在边边角角，从不发言。实在挨不过去，要发言，也只是“感谢党，感谢政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白显忠的今天。”在招待宴会上，总是坐在离领导席最远的那一桌。

流落红军的待遇越来越高，后来更是作为在乡老红军对待。生活补助由最初的每月二、三十元，改为退休金，逐步达到了每月三千多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白显忠那些挨打、挨斗的经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逐渐被沙溪的人们淡忘了。逢年过节，各级领导都要亲自登门慰问，见面打招呼都是“白老革命”长，“白老革命”短。沙溪的许多大型会议，都要留出显赫的位置，请白显忠等一批流落红军上座。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白显忠的腰板终于硬起来了。后来索性做了一套灰色红军服，红五星八角帽，穿戴起来，俨然一幅红军战士的打扮。

清晨，在沙溪的街上，一个精神矍铄、满头白发、面带微笑、干瘪瘦削的老头，身穿红军制服，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悠闲地踱着方步，不时抬起手来，打打招呼，回应人们对“白老革命好”的问候。这个人就是过去的地主分子，现在的流落红军白显忠。

沙溪的人说，白显忠赶上了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