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江县红灯教的发展及消亡

三、暴乱失败

1919年（庚申）三月，南江佛生团主教岳八仙、张明堂为首连续三次武装暴劫，出没于通江石峰台、石鹅寺和南江光雾山一带，首次暴动败北，岳八仙被军方抓获斩首。岳手下教徒继续造反，夜袭寒坡垭，竟把时驻军一营杀得溃不成军，火烧营房，烧死七人，牺牲若干，营内枪弹及其它军用物资一掠而光，惹祸不小。郑启和闻讯，十分恼怒，派一团兵丁征剿，形成重兵压境，一干手执刀矛的暴乱分子不识时务，藐视军方兵力，喝了神水，依然发起猛冲，到了一定距离，即遭到正规军万炮齐轰，死人如麻，如此枪林弹雨却是灭顶之灾，暴乱分子生还者无几。郑军生擒了佛生团统兵唐金华，押回南江城公开枪毙。几处暴乱暂告平息。

1920年（辛酉）冬，南江红灯教（时称佛生团）教首吴代顺集结教内骨干兴兵造反，迫使农民二百多人冲锋陷阵，连续攻打马耳寨等地，最后打到通江牛角寨，被王三春部全歼，少数头目溃逃，吴代顺不知所终。

1922年（癸亥）九月，南江上两地区邓鼎候（人称邓木匠）与沙滩乡红灯敦头子覃玉辉密谋，聚农民四百余众，自任团长，教首覃小山为大元帅，覃主壹，覃兴仁为统领。共编八个营，营长委有徐楷、王辅先、张玉堂、何新典、陈湘南、李和春、覃香山等。这伙人大讲神水入口，能避刀枪，一边宣传鼓气，一边化神水散发，人均三口水，喝罢此水，各执刀矛，蜂拥上阵，只许前进，不准后退，杀声震地，大举进攻，竟把田颂尧派去的一营全歼，杀死营长王臣珏。这伙暴乱分子乘势攻入南江城内，谁也不敢抵敌。原任县令陈忠俊闻风而逃。

邓鼎候一进南江城毕竟是农民气习，欢喜若狂，毫无后顾之忧，自任县长，开仓放粮，敞牢释囚，宴食神兵，人人加功，个个有赏。夺取省府、直捣中央乃是口号。这样的县长能否坐稳，以至临时凑合一伙毫无战斗知识的农夫能否持久？这些在邓的脑子里似乎都不成为问题，并无任何考虑，自以为占了县城就得了半壁江山，当可一劳永逸。覃小山则以万岁爷自居，只待荡平天下，即可登上王位。殊覃、邓美梦黄梁瞬间即逝，仅坐三日县官，被田颂尧部队全部包围，顽者杀、降者捆，一群神兵，顷刻瓦解，邓鼎候下落不明，覃小山畏罪潜逃。平叛之后，重新恢复了南江秩序。为纪念抗红灯教牺牲的驻地营长王臣珏，特在南江东城门外水码头建一座浮水楼台，起名“王公祠”，堪为名胜，尤存至今。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入通南巴建立根据地。这一带豪绅地主深感末日临头，无不惊恐万状。国民党县警察局长何北平回到老家吴家坝（现平岗乡），同地方势力何雨田、刘文钦等辈共谋偷生之道，何北平认为，千计万计，先下手为第一计。一言乎出，齐声应诺，除了先发制人，别无他计。刘文钦说，为了于隐蔽有利，又易唤起民众，最好还是学朱元璋利用教会。于是，串动红灯教首陈湘南、荣大如出面，重新组建红灯教，借化神水举旗兴兵。他们知道红灯教并非正教，而且名声太臭，牌子不亮，当即决定改红灯教为盖天党。其政治主张是，推翻国共，以盖天党统一中国为目的。这种名党暗教，乃为地方势力操纵的爪子。

定于当年（1933年）冬月初十暴动。先亲友相联，串联发展，然后强迫农民参与战斗，凡不参加者，打入另册。逐户造册，成年人全编入伍，定员四百，设营、团各四个，下设若干连队。何北平任总司令兼一路司令，以清平寨，吴家坝为踞点；何雨田任二路司令，驻守饶家坝、同灵山；刘文钦任三路司令，驻守陈家扁、仁和寨。陈湘南、荣大如自任掌教司令（即总化水师）。他们乘红军主力去前线（巴中、仪陇一带），守军不多之机，按预定时间掀起了大规模武装暴乱，突然袭击神潭溪红色区苏维埃政府，同时攻占了仁和乡苏维埃，杀死区苏主席一人和红干三十多人，部份枪弹和各种物资被劫袭一空。顿时搅得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盖天党却把此次行动视为马道成功，竟把他们化的神水吹得更加神乎其神，似乎真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慨。诱使许多农民以为此水能避刀枪，准备再凭人多势众，喝了神水，冲杀一阵，可见农民未经战火，目光短浅，不知厉害，直至子弹穿心才能教训他们。正在这时，前线征战之主力红军闻讯，迅即回派一连兵力，通过夜袭，盖天党三路神兵毁于一旦，伤亡不计其数；除当场打死者外，活捉其连以上骨干分子全部杀掉。少数逃往白区的盖天党骨干，均在1951年清匪反霸运动中落入法网，按其罪行轻重，分别给予了杀关管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