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区工商税收史料研究

工商税收税源与收入

川陕苏区的税源主要有白木耳、黑木耳、茶叶、木料、药材、鸦片烟等。郭俊成《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是怎样兴起的——访问吴先恩记录》载：“川北物产丰富，土特产品多，特产银耳，远近闻名。茶叶、药材、黑木耳、生漆、桐油、白蜡、特货很多。”从通、南、巴等县原工农税务分局部分税收员的回忆资料来看，通江、南江、巴中税源较大，税款数量较多，通江月收七、八百元，有时上千元；南江、巴中也是月收六、七百元或八百元；其余各县月收二、三百元或三、四百元不等。郭俊成《忆南江、长赤县的税务征收管理——访问李荣堂记录》载：“一个月能收400多元的税，加上长赤县的，一月共收800多元税款。”

通江、南江、巴中盛产银耳，特别是通江银耳最有名气，历来为出口货物，远销海外，当时陈河、涪阳设有银耳市，多销往上海，涪阳坝街上经营上海货的商店有3个，收购银耳运往上海，1934年3月22日《申报》之《市声》载：“川产银耳之新商店，银耳以川北之通江、太平、南江三县出品为最佳……川北银耳庄，营业甚为发达。”通江银耳产量大，每年在通江境内所征收的银耳税收多达万元以上，又以银耳主产区涪阳、平溪、陈河等地银耳税收较多，就设置了涪阳坝、河坝场、陈家坝、新场坝、草池坝5个税务所负责银耳税收的征管。《通江银耳志》载：“红江县共设11个税务分所，银耳产地税务分所有5个：涪阳坝、河坝场、陈家坝、新场坝、草池坝……每年在通江县境所收银耳税约万元之数。”郭俊成、朱力立《土地革命时期通江地区营业税、所得税没有执行——访问苟伯儒》载：“陈河区生产银耳多，一个月可收100多元的税款，以税务所来讲，这个所收入算较多的。”

为培植税源，川陕苏区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鼓励广大人民群众经营生产收购银耳、木耳、茶叶等，采取切实有效举措大力发展土特产品，如成立建设局、合作社、经济公社等，银耳主产区涪阳的经济公社下设服务局，专门负责收购白耳及白耳的输出。

川陕苏区财源茂盛、税源丰裕为积累财力、组织税收收入打下坚实基础，孙天福《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商业史初探》载：“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1932年12月18日入川时起，到1935年4月5日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止，商业，包括国营、集体和私营商业，为根据地财政收入提供了资金约3000万元（以当时的银圆计）。”

工商税收减免税规定

川陕苏区的税收政策是根据阶级原则制定的，旨在保护工农大众及中小商人的利益，限制富农，打击大商人，巩固苏区发展，制定了一些税收减免、优待和照顾的规定，如工农婚嫁丧事或农民自养自食的肥猪一律免征屠宰税，而地主、富农则不得享受，《赤江税收片断——访问刘道虎记录》载：“杀猪开初不上税，以后要上，不过红军家属，贫农，雇农不上税，其他人上税也轻。”红31军第91师政治部在南江县杨坝公社新坝大队二队店子上刻写：“红军家属不缴纳累进税”“统一累进税是抑制剥削分子发展工农利益的”“穷苦工农不纳累进税”等标语，对减免税政策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一些私人小作坊、红军开办的工厂、民用工厂都免于缴纳税收，如铧厂、锅厂、铁厂、盐厂、被服厂、造船厂、斗笠厂、脚码子厂等；苏维埃办的经济公社、贫民合作社、雇工合作社只缴纳经营中的特种税（鸦片税、屠宰税、银耳税等），其余营业不纳税，如红江县五区五乡贫农合作社1934年10月20日至30日缴累进税15串；红军家属、本钱少者、自产自食属于不课税者，南江、长赤两县苏维埃政府明确宣布了7个政策性的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小本经营者，不交税。”四川师范学院历史系《南江县小商贩纳税简况——访问冯家祥记录》“那时做小生意的还是在做小生意，苏维埃政府也不管，没有税。后来有了税也很轻，比如一匹布抽一吊钱，而自织自穿就没有税”；江口县对于手工产品，自产自销，短途贩运者，根本不收税；经理处的鸦片、银耳、屠宰概不征税；工人、城市贫民不征税。《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苏维埃政府应该豁免红军、工人、乡村与城市贫苦群众家庭的纳税。如遇意外灾害，亦应豁免或酌情减轻”，《川陕省苏维埃经济政策》“免除工人与城市贫民的捐税”，1933年8月巴中会议决定免收盐税，鼓励盐的进口积极性。

1933年12月30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西北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布布告：“对于商人、老板和工厂主，只要他们遵守苏维埃法令，缴纳统一累进税，概不没收。”对于遭受自然灾害的纳税人，川陕苏区政府还给予相应的关照，1933年3月1日颁布的《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草案》规定：“纳税者如遇意外灾害，亦应豁免与减轻。”

减免税政策极大促进了川陕苏区工商业的繁荣，出现了购销两旺，生意兴隆，当时有人说：“从前赶场只烧烟，而今物质压断街，从前街上只喝酒，而今街上样样有。”1934年不完全统计，巴中县全县私营坐商和摊贩有300多家，比红军初到时增加了百多家。《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载：“1933年，南江县苏维埃政府还对大小商人一律实行免税，县城内的乾元宫开设了一个自由贸易商场，市面较为活跃。”

工商税收对苏区经济的促进与发展

川陕苏区通过成立戒烟总局、开征戒烟税、禁种、禁吸、禁售等措施有力，效果非常显著。1933年《红四方面军在通江的禁烟运动》：“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通南巴一带吸烟的人大大减少。据不甚精确的统计，当地不吸烟的人这时占70%以上，没有完全戒绝的，约占20%，仍然吸烟的老弱不过10%而已。”陈以政《川陕苏区禁毒考察》：“单是巴中县在1933年上半年，就戒掉五六千人的烟瘾。到了1934年下半年，全县吸烟者除极少数年老体衰多病的，基本戒绝。”《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1933年中，南江、长赤两县约有3万多人戒除了鸦片，占戒烟人数的90%以上，其中城边、大河、贵民、上两、沙溪、赤溪、下两、木门、正直等区的人，几乎全部戒除了吸鸦片恶习。”天津《国闻周报》第12卷第18期《赤匪禁烟》：“在通南巴地区的赤区内，鸦片烟的种植是绝对禁止了的，我们走进这些地方，简直看不见一根烟苗。”

税收减免政策促进苏区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南江地方党史大事记》：“1934年9月底，长赤县各种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其中下两区恢复和发展的纸厂有9家，铧厂有3家，染布房有6家，有手工工人310人；正直区苏辖区内，有小集镇（场、市）33个，有各种食店40个，布摊70个，小贩摊65个，幺店子45个，客栈33个，盐店35个，药店33个，总计每个场镇赶集人数约1万余人。”

川陕苏区工商税收的征收，开辟了工农税务对工商税收征管的实践，筹集了一定的财政收入与充足的资金，繁荣了市场，保护和促进苏区的经济发展，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安定了百姓生活，有力支援革命战争，保障战争供给，巩固了革命政权，壮大了川陕苏区。

（作者：王晓波 来自：巴中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