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知青来我村插队落户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大中城市一批批热血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和老百姓同生活、同劳动,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岁月,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60年代,先后共有16位重庆知青来到我们云昙乡印顶寨村插队落户。当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大队支部安排我参与知青接待工作,记得那时,老百姓听说知青响应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十分高兴。为了迎接这些知识青年,生产队的社员热情极高,大家老早就准备好了干净的住房、餐具和日常生活用品,各村派专人到县里、区里接回知青,安排住宿。

当群众看到这些知青只是十几岁的娃娃时,怜惘之心油然而生,善良的大伯大妈、大哥大姐生怕他们吃苦受累,就象爱自己的儿女和热爱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当时,农村粮食紧张,很多家庭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一些社员把节约下来的米、面、鸡蛋送给知青吃。

知青刚来农村时生不来火,煮不来饭,大妈大婶就亲手教他们。每逢节日或遇农村红白喜事,社员们就要办酒席,生活就会比平时好些,大家就把知青请到家里吃饭,顺便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

知青到农村后,也要参加生产劳动,按劳计酬,参与集体分配。这些从大城市来的小青年用不来生产工具,认不得五谷杂粮,大爷大伯就手把手教,生产队派工也特别照顾他们,总是派些轻松简单的工作,繁重的体力活从不派给他们。由于这些小青年年龄小,不经累,一年到头挣的工分不多,按工计后分的粮食不够吃,生产队就从储备粮中解决他们粮食短缺的问题。

知青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社员特别感激,时间一长,知青了解到衣村条件艰苦,农民日子不好过,对农民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

一些知青把特别关心他们的大伯大妈认作干爹干妈,这些干爹干妈也把知青当成亲生儿女。大集体生产时期,农村生活物资紧缺,如布匹、白糖等都要凭票买,因此,知青逢年过节,从重庆回到农村时,总要买些布料、衣物、碗盘、白糖之类的礼品回赠给关心他们的父老乡亲。

生产劳动之余,年轻人都喜欢到知青居住的地方去玩,听知青讲城里的故事,谈重庆的火锅,听他们唱歌,看他们跳舞。那时,农村学习“小新庄”搞文艺宣传活动、开运动会,每年公社举行比赛,我们村知青成了主力军,每次比赛我村都会拿到好名次,这时村支部就要给大家办招待。知青和全体运动员、宣传队员特别高兴,按知青们的话说大家又可以打牙祭搓一顿。

当时农村文化落后,既没有电灯又没有电视,社员们特别喜欢看宣传队的文艺演出。宣传队每到个社,大人小孩十分高兴,早早就从家里搬个凳子坐在台下看演出,每个节目演完后大家使劲拍巴巴掌。群众越高兴,演员越来劲。人们最喜欢看女知青欧阳红、余礼碧演出的节目，两位姑娘人长得乖、戏演得好;最爱看男知青赛宝等打篮球,特别是绰号叫“鼓眼儿”的知青在球场上简直就是个拼命三郎。

知青来到农村,就象给偏僻的山村带来了一阵清爽的风。他们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让长期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农村青年男女好奇、模仿学习。知青留落的梭梭发型、身着的夹克衫穿着的“棒棒裤”(小裤脚裤),大家十分羡慕,特别是“棒棒裤”成了农村青年追捧的潮流。

(向刚仁口述，周芳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