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张绍祥六次送枪

第四次

民国二十六年冬月间，姐夫带上卖田的钱，从周家坪到汉中城，住在南大街王仕奎栈房里。每天早上起床，姐夫就给我取几个零花钱，叫我去耍。他说：“有事就在大东街老天宝金号下面卫生茶馆（卖香片茶）找我。”这样一连过了七天。第八天，他说：“走，到东门上耍。”他点着烟，又替我点一支，走到东门老城门处，一锅烟未吃完，就看到有三个穿军装的人来了，有两个士兵，一个班长。他三人在城门楼底顿了一下又往前走，直上了桥。这时姐夫说：“我们走他们前头”。到菜集子新南门前面一里许，我们插到路边的一块白菜地里，走过了几块菜地。三个军人紧跟上来，给了我们两支枪，一支是甘响，一支是“二八”式；另外还有七十板（七百发）子弹。我俩急忙奔往姐夫的二姑家。他二姑家住火电厂上面，一进门姐夫亲热的叫了声：“二姑！”二姑一见，也是喜出望外：“哟，绍祥来了！”高兴地拖椅搭凳，招呼坐。绍祥说：“二姑，我们想闷瞌睡。”他二姑转身喊她俩个媳妇：“快去给老表安排休息。”我们进到歇房，即忙把枪和子弹藏到铺草里。

第二天，张绍祥给帮他家的佣人张宗孝捎信说，他在汉中买了两捆皮棉，叫张宗孝拗两个小罗兜来挑。过了一天，张宗孝果然来了。姐夫当真去买了两捆棉花，把子弹掩好由张宗孝挑回了家。

枪和少部份子弹别在我们身上，顺利的带到了我家里。

回家后，我们扯来皂布，做成子弹袋，捆在身上。我外罩棉袄，姐夫外着夹袍子，照第一次的路线送上了山。姐夫的母亲在这次随我们回家。走时，赵营长送了我们一背篼川桔，一条羊子。另外还送我二十几元纸币，叫回家过年用。

第五次

民国二十七年正月初二，我们第五次买枪。我和姐夫步行到沔县马营。那里驻着胡宗南的部队，番号是738团3营8连，一个连长和排长姓陈，听口音是四川人。姐夫给了我一个国民党下士班长的胸章，一个灰色领夹子。胸章钉在领夹的左胸前，穿在里面。当时拉兵紧张，姐夫与陈连长商量，若营里有人盘查，就说我已补了新兵的名字。我驻在城外新兵营里，姐夫住在城内连部里（离我的驻地大约半里路）。

正月廿五、六，姐夫弄来一支四川造手枪，20板（200发）子弹。这批货，迅速送到了游击队。

第六次

二月初七、八里，我们再次赶到沔县马营，依旧居住陈连长家里，约莫过了两个星期，姐夫叫回家。

那天，有两乘滑竿，一匹黄色军马，跟了两个班长：上士班长姓陈，中士班长姓王。请了四个人抬滑杆，两个班长乘坐，姐夫骑马，我跟在后面步行。滑竿和马拉了一段距离。途经黑泥窝、元坝沟，走新集街河院子后头到了我家。两个班长一人带一支枪，每人怀揣十板（100发）子弹。姐夫与我也各带一支枪，各揣一板子弹。牲口驮了一麻袋子弹（数量不多），两乘滑竿里装了两箱子弹。头天拢我家，第二天晚上把子弹全运到姐夫家，藏在他房子朝门外角角上板粟树下的包谷杆里，第三天又回到我家，因钱不够，两个当兵的未走，在我家等钱。

第三天深夜，黄官自卫队队长王连清带了53名自卫队员把我家房子团团围住，凶暴地砸门。两个班长爬起来喊打，我挡住了。门开后，一个民团拿了一根扁担，国民党一班长上去就刮了一耳巴子，他们不敢进屋，端了两条板凳放在院坝里坐。班长问：“你们来干啥?”自卫队回答：“我们来抓颜云青的兵。”班长指着侧边一人问：“他是谁？”有人搭腔：是颜云青的哥哥。”班长说：“颜云青和他哥在我们连补了名字，逃跑了，我们是来抓逃兵的。”两边争起来了，闹成一团。班长说：“我们把他俩带到团部，你们打电话问清了再来提人。”自卫队坚持要把我送县。寡不敌众，班长争不赢自卫队，我就被自卫队押到黄官区。在搜我家时，两个班长把两封用皮纸包的子弹放在桌子上，自卫队来时，我母亲把一封子弹甩在茅坑（厕所）里，另一封放在抽屉里。厕所外面有自卫队听到了响声，问甩的是啥?逼紧了，我说：“甩的子弹。”问哪来的子弹?我答：“是他们的（指班长）”。自卫队区队长勤务兵甘学明，韦发寿下茅坑把子弹摸了起来，连我和子弹一并弄到区上。天还没亮，来了两班共21人，将我押往褒城县。行至梁山，刚过河，褒城县保安队马队长派了一个中队的人来接。押拢县城，我被关在“亭子”里（看守所）。

第三天晚上，谢科长（孙思福的部下，浙江人）来审问。大宝霖严，摆满杠于，铁链子、绳子等刑具。

姓谢的问我：“你子弹是哪里来的?”

我答：“报告秘书，我从未看见过子弹，子弹是738团3营8连的。”

他每隔半月审问一次。审了四次我都是一口话。

不久，738团3营8连给我写了一封信，内题。我们要行军，部队要开往四川绵阳，到绵阳住下就要你回来。

自从收了这封信，就很少审问我了。

民国卅年三月份，国民党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当了国民党炮兵。部队开往西安，第一夜歇马道，第二夜歇流坝，三夜歇南新。在南新天不亮我就逃跑回了家，在国民党共当了28天兵。

这时姐夫张绍祥已被国民党杀害了。

（上世纪80年代初，颜云青回忆，刘昌惠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