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南江的故事：我给特务队带路

他们走了以后，副队长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可是根据刚才了解的情况，敌人行一天军，一定已经是人困马乏，不会有什么戒备，咱们借这个机会进去摸他一下。”我们几个都同意。为了赶路，我们就一边走一边研究怎样扰乱敌人；规定了联络信号，集合地点。他还嘱咐我说：“要沉着，冷静，别害怕，碰上敌人就大胆的回话。”我知道他们在敌人心窝里活动是有经验的，所以我更加有信心了。

天黑的时候，我们到赤溪场，互相叮嘱了一下，继续前进。约摸快到岗哨的时候，我们几个放慢了脚步，故意有说有笑的边走边谈着，好象在家里一样轻松自如。突然前边哨兵喊：“谁?”

“我！”我也提高了嗓门回答。

“哪一连的?过来一个。”

“旅部送信的！团部在哪?”我边说边接近哨兵。

他看我穿着他们一样的服装，用手一指说！”顺这条道往里走，前面哨就是。”

这里我很熟悉，我们五个人沿着曲曲弯弯的石阶桥向原来区委会的门口走去。我和副队长在前面刚上了两步台阶，门口上的哨就问：

“哪一连的干什么?”

“旅部派来送信的。”

“口令！”“你有口令吗?”

我笑着走到门口说：“口令在我这里呢！团长在哪办公?”
我摸出了口令信。

哨兵一看，懒洋洋地说：“点灯哪屋。”

我说：“他们四个有公事要见团长。”也没等哨兵答应，我向他们一摆手说：“进来吧！”我们五个大大方方地进了院，留下二个队员在院里隐蔽起来监视敌人的行动，其中一个迅速地藏在黑暗的角里.用枪对准了懒洋洋的哨兵，掩护我们的行动，我和副队长进了正房的办公室。

房里点着五、六盏桐油灯，有六、七个人趴在桌子上正忙着干什么。我给胖猪似的团长敬礼报告：

“旅部通讯兵前来送口令！”双手将信递上去。那个胖猪团长用眼瞟了我一下，我急忙往后退了一步靠着副队长站在一起，心思怦怦直跳。那家伙接过信，满不在意的拆开，其他人看了我们一眼又忙过去了，我的心才稍稍平静下来。这时候，副队长向我递了一下眼色，端起了冲锋枪对准正在发愣的胖团长和那一群军官们就是一梭子，跟着又拉开一个“地瓜弹，”转身跳出门外，轰的一声满屋里冒起黑烟，灯也震灭了，上间房屋里的敌人嗷嗷直叫。

当我们退出门来时，门哨已打死了，他们三个正向门口打枪呢。副队长把得来的敌人的信号枪对着天上打了两发红色信号弹（这是敌人规定继续战斗的信号）。这一来不要紧，就听见东面也跟着响起了一片步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敌人自己已炸了营。

这时候，另外三个人趁着乱动，摸到一个大屋子里，行了一天军的士兵都累得横躺竖卧地睡了，乱得象个大猪窝似的。桌子上架着两挺机枪，墙角上有几个围在一起吸大烟。

他们一进屋，敌人还以为是自己人呢，也满不注意，一个队员上去就把机枪夺过来，照着人群开火了，这一下敌人可惊了，鬼哭狼嚎地东一头西一头来回乱撞。我们一挺机枪，一支“手提式”，来个轮着扫射，真打得痛快，副队长憋不住了，用湖南话喊着：“机枪班上来！二连从后面截住！三排给我冲！”我们也一边打一边喊：“打呀！杀呀！抓活的！……”

这功夫满镇子到处都是枪声，手榴弹声，敌人已经蒙了头，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加上天又黑，也分不清是谁，乱成了一锅粥。副队长一看，闹得差不多了，就朝天上打了一梭子匣子枪，我们五个人退出了镇子。

这时候敌人团队已经起了熊熊大火……我们得了两挺机枪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赤溪场，可是敌人自己的战斗还没结束哩！后我们攻下了赤溪场，老百姓对我说：“白军有一天晚上炸了营，打了大半夜，团长都打死了，往外抬了数不清的死尸，……也不知是怎么搞的，自己跟自己干起来了……”

我们笑着了，心里说：“是呀！这件事只有我们五个才知道哩。”

原载《钢铁子弟兵》（上世纪60年代，书藏重庆北硌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