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龙坡剿匪王三春

对付土匪，我们还采取宣传、教育的办法。连里派一个班的人，带着武器，出外宣传政策。宣传队在陕西上九村坝碰上土匪。几十个家伙都是扛的大刀、矛子，队长认为有机可乘，命令战士们突然出击，一齐开火，打死敌人二十个，其余的赶忙跑了。

这年八月，上级命令我们攻打将台山，那里住着赵寿山部一个团的正规部队。山下，与滚龙坡对面有一个前哨阵地，住着两个连的兵力，是敌军的营指挥所。虽说我们对面看得到敌军的人影，听得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可是两处的路程，据老百姓说一上一下是八十里。敌军防守严密，火方配备很强。我们九连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侦查清楚了他们的阵地。三十号晚上，八连担任主攻，摸到了敌营。哨兵正在睡觉，他们干掉哨兵，进入敌营门，那些家伙瞌睡死了，同志们两个手榴弹一甩，就喊缴枪。总共用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就解决了战斗，得了五挺重机枪。

第二天，营政委带着一个排把五挺重机枪送到团里。敌军又来了五个团报复，整整打了一天，打退了敌军十多次冲锋，我们伤亡七、八十人，抵挡不住。营长牺牲，副营长重伤，到下午两点钟，全部撤出阵地。这一撤，营政委和四个连级干部，四个排级干部都受到了撤职处分。过了几天，我们把敌人打回到镇巴，师部又确定乘胜追击，命令去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和十师一同进攻。部队到了镇巴，敌人早跑了。我们并进城去，住在镇巴酒厂。有一天晚上，我们四个老乡切了一盆子猪耳朵肉，到炊事班里喝酒。第二天，别人起床出操，我们把酒喝多了，睡得不省人事，起不来。下午就被叫去审问，罚了三天苦工。从此我就把酒戒了。

1935年，我调到36团1营当通讯员。在打宁羌州老爷庙的时侯，营政委喊一个通讯员去告诉三连“守得住要守，守不住也要守”。我由于听不懂他的话，错传为“守得住要守，守不住就往后走”。三连撤了，营政委查到是我错传了命令，立即就把我捆起来。又叫另一个去传令夺回来。结果伤亡60多人，新调来的副营长被枪毙。事后，整个团里有十多个通讯员都是错传了命令，要杀头。我们营长在团里开会回来正好碰到要枪毙我，就把我保了出来。四月份，成立水兵连，把我调了去。打过了嘉陵江，扩充为水兵营，总部分三个连。一连跟徐向前，二连跟陈昌浩，三连跟张国焘。除这以外，总部还有船工会，专门拉木板钉船。这个船工会以后过黄河起了大作用。何沛德就是船工会里的。八月，部队到达北川，我被提为副排长，同时入了党。到了庆阳，一次紧急集合时，因我打了一个掉手榴弹的战土，被撤职当了副班长。第二次紧急集合时，又因为我动手打了一个掉子弹袋的战土，副班长也被撒了职。。

长征结束，我们水兵连到达延安，改为工兵连，归129师师部管辖。1937年1月，我再次当班长，第二年提为排长。1934年提任副连长，1945年七月任连长，1947年任副营长。冬天，调到西北六军17师师部特务营作副营长。1948年3月任18师53团2营营长。

全国解放后，我们部队进驻甘南剿匪，1953年2月提我为11团参谋长。1954年12月到兰州军区高干文化学校学习五个多月，就调到青海省军区任公安88团副团长。1959年任76团副团长，因团改支队，于这年长月，改任三支队支队长。1962年，调任青海民警纵队；后勤部长，1964年，改住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后勤部长，授衔少校准团，晋级为中校正团。1965年8月离职休养，1970年回达县。

（郭际富、赵德荣1981年11月整理，老红军伍能发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