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伟堂起事
光绪三年（1877）夏，甘肃东部、四川北部如华北地区一样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此时，地处川北的南江县田土龟裂，沟渠干涸，农产绝收，民食短缺，以达极点。这个“万山丛簇，田硗且少，贫者啃玉麦，洋芋，而富家少积谷”的地方，春旱后，六、七月仍不下雨，“至秋弥旱”，全县旱情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县民以树皮草根充饥，以至于剥完削尽，“复啖谷中泥土”，至冬，豆麦青苗也都食尽，“耕牛几无遗种”，出现了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十室九空，家破人亡，饿殍载道，白骨盈野的惨相。民国《南江县志》第2编载光绪初年南江县训导陈家修（字献堂），四川永川人，举人，著《公山书院碑记》《重立余公父子墓碑记》等，在任十余年)作《丁丑大旱记》：“光绪三年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州）、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子，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殣殍不下数万。”接任陈家修任南江县训导的舒云逵（四川射洪人，举人）在《傅春洲孝廉墓志铭》中写道：“光绪三年丁丑岁大饥，邑民流离，哀鸿遍野。”（傅春洲即光绪乙卯科南江举人傅文藻，戊戌变法的宣传者，甲午年公车北上任职）贡生何昌龄（派名树萱，又名何鹿泉，长池人，主讲龙池书院，著《申明亭记》《义儿歌》《课孙读》等）在《泥饼歌》中写出光绪丁丑大饥的惨相：“小儿呱呱牵娘衣，娘哭无米儿啼饥。因泥作饼煨活火……推出呼娘娘不应，自缢床头魂已飞……”
灾情发生后，时任南江县知县张熙谷（字治亭，甘肃镇番人）设法赈恤，极为周至，灾民赖以全活者无算，道府大吏划拨川东仓谷救济粮7000石到南江县救灾，但各乡镇首事置灾民死活不顾，“侵蚀其间”“积谷不事”，借机贪污舞弊，不愿拿出粮食赈济灾民，米商贪利向外地运谷，抬高米价，地方豪绅趁火打劫，屯粮藏谷，造成贫民因缺粮饥饿大量死亡，百姓对于官府和地主豪绅恨之入骨。
光绪四年（1878）3月16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南江饥民在啯噜首领张伟堂带领下，举行了抗清暴动，打富济贫。丁宝桢在《营饷节省势难裁减折》（光绪四年十月初九日）奏：“本年二月间，南江县有匪徒张伟堂等籍荒构乱，拒杀局坤。”民国《南江县志·官师》介绍知县张熙谷时记载，“是年，匪徒张伟堂乘”饥“据镇子寨为乱，调团驰剿，不十日，而乱平，诛止渠魁……。”
起事当天，张伟堂怒喝着拿着斧头，率众饥民一举冲入清花镇（清代属长池乡地，又名“镇子场”，民国初年更为“甑子坝”，今南江县正直镇），砸毁了镇上的平粜局（官府在荒年缺粮时，将仓库所存粮食平价出售），杀死贪污中饱的首事成九如等4人。《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76》载：“予四川南江县御匪阵亡。从九品成九如等，分别旌恤。现月。”张伟堂等人还击毙击伤地主及团丁多人。民国《南江县志·忠义传》载：“监生杨蔚然、监生何超群、监生廖光青、从九成九如、武生成玉堂、文童刘炳烈、团丁刘忠秀、团丁蔡明德8人在光绪四年镇子场土匪滋事案殉难。”张伟堂等没收了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用来赈济饥民，于当夜渡过清花江，撤退到巴州所属陈子寨（今属南江正直，在正直镇西南，距镇1.5公里）恃险据守。远近“饥民闻风聚啸”，南江县清花镇附近的广元嘉川至南江禹门场一带民众积极声援，配合支持张伟堂，开展反饥饿斗争，杀贪除霸，开仓放粮济贫。
丁宝桢闻张伟堂暴动后，急忙调集多路清军全力镇压，下令四川候补道周振琼统带靖武营、署川北道保宁府（治所在今四川阆中）知府引领乡勇联同地方团丁数千人赶赴到南江县进剿，密密匝匝如铁桶般层层包围了陈子寨，准备轮番攻打。
张伟堂站在寨头见清军围寨攻剿，率领部众抱定必死的决心，坚守山寨，誓于山寨共存亡。张伟堂等迅速关闭各处寨门，利用险固山形，在山寨四周设立防线，严阵以待，沉着应战。面对寨下火炮与密密麻麻、杀气腾腾的清军进攻，张伟堂等人无所畏惧，纷纷拿起手中的刀矛、梭镖、弓弩、铳枪、石头、棍棒等武器，殊死抵抗，前赴后继，奋勇迎击，在防线内与清军展开血战肉搏，寨前喊杀震天。寨前防线被攻破，张伟堂等撤退到寨墙上，摇旗呐喊，凭高据险，木石雨下，刀矛并举，冲杀登寨的清军，数次击溃并歼灭了攻寨的清军。张伟堂率众往来冲突，只见寨墙上下和寨门四周的清军死伤众多，遗尸累累，血流成河，尸堆如山，余下攻寨的清军见之纷纷奔溃。
周振琼见久攻不克，令靖武营再次对陈子寨发起猛烈的攻势，枪炮齐施，上百成千的清军如潮水般从寨的四面冲拥到寨门与寨门墙下，不停攻寨，前后夹攻。张伟堂等终因寡不敌众，实力太弱，且清府官员采取分化瓦解的“劝谕”策略，23日黄昏，陈子寨各寨门陆续被攻陷，清军蜂拥入寨内冲杀，张伟堂等继续与寨内的清军短兵相接，相互拼杀，在刀光剑影下，炮火纷飞中，起事民众纷纷倒下，张伟堂被捕，大部分啯噜子和饥民或壮烈战死在陈子寨与青龙寨一线，或英勇就义，仅存少部人在趁着浓浓夜色杀开一条血路突围出来。
张伟堂起事失败后，丁宝桢遍布文告“一体严拿，并不时密派亲兵，设法擒拿。”光绪四年三月，丁宝桢贴出镇压会党活动的告示：“又本年二月内，南江县匪徒张伟堂煽惑饥民，纠众滋事，踞寨抗拒，经南江县将张伟堂拿获，余匪亦按名捕获各在案。查各该匪等，党羽众多，从前恃众滋事，无恶不作，而任韦驮与江大烟杆，各属绅粮，亦多畏其凶横，私相庇匿。乃或法网久漏，终被成擒；或凶焰方张，旋遭显戮；即疾毙狱中之谭二疯王，亦必戮尸于身后；甫经肇衅之张伟堂亦将枭首于目前，足见为恶无矜宥之理，执法无轻纵之条。凡属伙匪，皆当一律捕获歼除，岂容听其漏网稽诛，置身法外。”（丁宝桢贬称任韦驮、江大烟杆、谭二疯王为盐匪，实为私盐贩首领）。
此后，清政府严禁“聚众贩私，烧会结盟。”光绪八年（1882）十月一日，下谕“捕啯匪”（见《清史稿》卷23《德宗纪》），整顿捕务，查禁拘捕，巡拿镇压“啯噜子”的布告遍贴四川城乡，而啯噜反清队伍，或转移他乡，或藏匿在万山丛林之中，各自为战，继续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啯噜又参加了四川义和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