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贡总兵：刘清

刘清以拔贡而充县令，凭借“青天”之名，屡征川、鲁的白莲教起义，从而当上了山东登州、曹州之总兵；为清王朝建国一百多年来文员改武职之第一人。

刘清（1741—1827），字天一，号松斋，贵州省贵筑县广顺（今长顺县广顺镇）人。刘清儿时，天资聪颖，于书无不读，尤嗜《左传》，识兵法，乾隆丁酉为拨贡，后充四库馆誉录。

乾隆四十九年（1784），刘清年逾四十被议叙县丞，分发四川，五十四年，补冕宁县丞。由于刘清居宫清廉，作风正派，兼之爱民如子，所得廉俸尽施于人，因而被民称为“刘青天”。

乾隆五十七年，刘清由于勤政，民望甚高而升任南充知县。

嘉庆元年(1796)，川、楚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随后迅速波及到陕、豫、甘等省。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刘清恪守“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训诫，积极投入这场镇压人民起义的洪流中，以其“天挺异才”及“青天”魅力而崭露头角，在围剿川东的白莲教义军时，这位五十五岁的地方官，率领乡勇配合官兵积极参战。

由于刘清居官清廉，口碑甚好，因而义军尊其名而不与其作对。刘清正利用了义军的这种心理，便在军中旗号上写上“刘青天”三字，以壮声威，义军看见刘清旗号时，往往引避，以免冲突。因之而多次挫败义军的进攻。方山坪之战，刘清大败巴州白号教军罗其清部及通江蓝号教军冉文俦部；在巴州江口，又大败东乡号教军王三槐部，从而得到川督宜绵的赏识。

然而刘清毕竟与那些残酷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不同。他目睹了官场的腐败，更清楚和珅、毕沅(两湖总督)、福宁(巡抚)、陈淮等人鱼肉百姓、聚敛巨财的丑恶行径。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刘清唯一能做到的是“出污泥而不染”，做一个清廉自守，为民办事的父母官。实际上刘清无力改变现实中的种种弊病，其所作所为仅仅是替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修补漏洞和粉饰太平。从另一面来说，刘清来自于西南边陲的贵州，了解民生之艰难；在作地方官的日子里，更清楚苛捐杂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刘清明白人民的反抗与政治的黑暗不无关系，因此在对待白莲教起义的问题上较有理性，也有分寸，行动上往往显得十分矛盾：他一面“出营杀贼”，对“犯上作乱”的义军施以镇压之权；一面“入营抚贼”，对义军“如慈母训挞婴儿”循循善诱，劝其归顺朝廷，重返田园。

虽然义军痛恨封建统治者，然而对刘清却情有所钟。刘清曾多次前往义军营垒招抚，义军对这个爱民如子的“刘青天”“开垒列队，迎送如礼。”即令是义军领袖王三槐受骗被俘后，义军仍对刘清以礼相待，亦不加害。

值得一提的是刘清与川东白莲教领袖王三槐有着不解之缘。嘉庆元年，刘清奉令去招抚王三槐，当他步入对方军营时，义军露刃瞪视，态度极不友好。然而刘清不以为意，神情从容，冒刃前进，直抵王三槐卧榻，对着冷漠的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其放下武器，重作良民。谁知王三槐听若罔闻，不为所动，但出于礼貌，还是亲自护送刘清回返官兵军营，借此窥探对方虚实。

嘉庆二年，刘清再次请求前往招降王三槐。这次王三槐一反前倨之旧态，拜见刘清，表示愿意归顺朝廷。但刘清了解对方不是平庸之辈，也不是三言两语便能改变其观点立场的人。为了不辱使命，刘清仍坦诚相待，向其宣布国家威德，令其十八日投降。由于担心王三槐有诈，宜绵与刘清商议后作好准备，以防不测。宜绵于是派大员偕刘清前往双庙受降。

十八日这天，在受降仪式上，王三槐跪称“犯民”，显得十分卑微。可是那位大员却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大骂王三槐为“死囚虏”指责其“犯上作乱”，王三槐不堪其辱，愤然站立，高喊为公正平等而造反，言罢，急步而出，骑上快马返回军营。这次招降又宣告失败，谁知事后那位大员却诿罪于刘清。若不是宜绵为刘清向朝廷求情，刘清纵有天大的功绩也难辞其咎。

嘉庆三年，川督勒保攻王三槐于安乐坪，久攻不下，无计可施，于是又派刘清前往招抚王三槐。此时刘清已擢升为兵备道，对这次使命亦无甚把握，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王三槐自恃前两次出入官兵大营无甚顾忌因而掉以轻心，自信勒保亦无奈他何，便轻率答应刘清去清营谈判，唯一的条件要有人质。勒保爽快答应了王三槐的要求，便派一贡生一都司为人质。王三槐毫无防备地来到官兵大营，可是勒保违背了诺言，立即将其拿下，囚送北京。嘉庆帝见抓到了王三槐，喜出望外，亲临瀛台讯问。在谈到为何谋反时，王三槐正色回道：“官逼民反!”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嘉庆帝不解问道。“惟有刘青天一人。”王三槐答道又说：“使官如刘青天，百姓断不反!”

王三槐直到临死时还在崇拜着“刘青天”。刘清给嘉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