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捷步圜(yuán)桥 跻身槐市
《李琛碑志》记载李琛年幼“初习孔孟，赋性明达，才智过人”，这为他日后捷步圜桥、跻身槐市，获取“监生”功名打下了基础。加之清政府允许移民子弟在川参加科举考试，李琛获取“监生”功名也是迟早之事。
国子监教育以儒学为主。明初，国子监尚有算术、书法、律令、礼仪、习射、音乐，以后逐渐废除。到了清代，国子监教学内容就变成了纯粹的科举考试训练，采用的是应试教育，教育的重点偏重于科举和考职，所以入国子监读书亦为“科举之一途”。
按商衍鎏“沿及嘉、道，浸失旧规，道光末年诏整饬南学，住学者百余人，卒因隳颓已久，迄难振作。咸丰军兴，岁费折发，章程亦屡变更。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的说法，清中晚期，国子监弊端丛生，形同虚设，监生“末造益滥”“为人轻视”，徒有虚名，故光绪三十一年（1905）裁撤国子监。
李琛系乾隆末期监生，想必那时的国子监及监生还不至于像嘉（庆）、道（光）后那么糟糕。另外，李琛“监生”功名是通过正规途径考取（各省学政考取以贡太学）还是通过输银捐纳，今天已不可考。无论是考取还是捐纳，“监生”功名成为李琛日后人际交往的一张名片，也是他跻身地方社会精英阶层的通行证。
乾隆六十年（1795）秋，蒲家坪李氏宗祠告竣，时署理南江知县、前任阆中知县的广东增城籍进士姚玉麟，特地为李氏宗祠牌坊题“山高水长”四字，同时题“给国子监太学生李琛立”，并撰联“筑室傍龙门，门迎北阙彤云近；结庐续蒲涧，涧绕南山紫气临。”试想，如果李琛不是监生，就不可能与姚玉麟交往，哪怕姚玉麟当时仅仅只是署理知县（“署理”即“暂代”，与“代理”又有差别。“署理”通常因本官接受差遣或因病等其他原因，以及当事官调遣别地，替代官还未任命，需临时委托别的官员暂代事务。署理官职权与实任官职权基本相同），李琛也无机会与之套近乎；如果李琛不是监生，姚玉麟也不会与之交往并于李氏宗祠告竣时题字撰联。看来，在地方治理上，地方官依靠贤达、士绅等地方精英阶层凝固人心，维护社会稳定，贤达、士绅依靠地方官抬高自身地位，他们互相依赖、仰仗并非妄说，《李琛碑志》记载李琛“治则出入琴堂，常缔交于邑宰；乱则往来军营，屡接见于夫公”也并非虚言，且在李琛日后的人际交往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李琛墓碑上有一联云：“槐市硕人亭亭拔俗，圜桥俊品落落不群。”上联中的“槐市”本西汉读书人在长安聚会之处，因其地多槐而得名，后代指学宫、学社，“硕人”代指贤德之人。下联中的“圜桥”亦代指国子监。古代太学周围环水，有四门，以桥通，桥名“圜桥”（“圜”与“圆”同）。“俊品”即高雅之辈。此联除了溢美，也是当地人对李琛监生身份的高度认同。
监生，即国子监肄业诸生。国子监简称“国学”，是明、清两朝监学统一的中央官学最高管理机构和国家最高学府，隶属礼部。国子监诸生亦名“国学生”；隋以前称“太学”，故监生又雅称“太学生”。入国子监读书的诸生，多由各省学政考取以贡太学，是科举之一途。诸生之中，有贡生（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也有输银捐纳的生员及八旗官学生。凡入监者都发给印照（证明身份的执照或凭证，类似学生证）。贡生等在国子监“六堂”（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学习，官学生在八旗官学学习。贡生等生员在“六堂”学习时间半年至三年不等，官学生在八旗官学学习时间十年。乾隆以前，国子监考课綦严。学习期满，视其成绩分别选用。顺治年间考上等者，分别用通判、知县。康熙年间考上等者，分别录用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吏目；成绩差者，咨回本籍，另谋差使。乾隆前，选入国子监者必须是生员（秀才），并且是学行优良的生员。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进士（该科探花）商衍鎏说：“近人视监生在生员下，不知昔日由生员始可选贡入监为监生，其资格实在生员之上耳。”论及监生的考课、任用及国子监后来的情况，商衍鎏说：“特以日久管理不严，六堂废弛，内班（国子监诸生分内、外班——引者注，下同）肄业生率散处，遇堂期、季考、月课始一齐集，外班生之无考成并不咨部考试用官者，更如同虚设矣。”“沿及嘉、道，浸失旧规，道光末年诏整饬南学（雍正九年后，新建学社毗连国子监街南，故名“南学”），住学者百余人，卒因隳颓已久，迄难振作。咸丰军兴，岁费折发，章程亦屡变更。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光绪二年，许各省举人入监，曰‘举监’。其后，无论举人、贡监生，凡非正印官未投供、举贡未传到教习均得入监，以广裁成。唯是既无奖励劝惩，亦不考试授官，大都循行故事，入监读书者仍复寥寥无几。且监生可以捐纳，始于明景泰中，至清而更盛行，末造益滥。因此，监生之名多为捐纳以应乡试与求官之用，并不务学，为人轻视，实与往制迥不相侔者矣。”（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一章《童生之考试，生员及生员系内之各种考试》第三节《廪生、增生、监生》，故宫出版社，201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