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时期恩阳的土地革命及农业生产

红军一到恩阳，便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红军的性质，动员穷苦青壮年参军参战。翻了身的恩阳人民，衷心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一批又一批地踊跃参加红军。东兴乡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就有428人。凤凰村同时参军的有王成之兄妹；七村冯成元结婚三天后，其妻送他参了军；金盘村参军的55人。当时，恩阳县境总人口约18万，先后有3万余人参加红军。各级党政机构在红九军派出的干部战士帮助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一、红军未达到恩阳前的阶级情况

红军解放恩阳前，占人口约10%的地主、富农占有80%以上的土地，占人口90%左右的贫农、雇农所占土地不足20%。

据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考察组1959年在恩阳区旱谷乡乐园村一个农业社的调查，1933年前，全社29户，地主、富农7户，占总户数的17%，占有土地72.83%；自耕农25户，占总户数的53.2%,占有土地27.19%；无地农民15户，占总户数的29.8%。恩阳农村的封建地主，土地占有量不等，有几十亩、几百亩的，也有几千亩的。恩阳乡杨伯昌，占有土地2000多亩，有佃户250余家。在封建社会里，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所以不少封建恶霸，利用各种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坏事做绝。

红军解放恩阳前，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他们利用占据的大量土地作为剥削农民的资本，使农村经济和多数农民处于破产状态。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租佃地主富农的土地耕种，被迫接受沉重的地租剥削。当时的地租分为“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两种。分成地租一般分对半、四六、三七、二八分成，地富得大头，租户留小头；“固定地租”农民叫“铁板租”，即是无论当年收成好坏，原定纳租量一颗不少，遇到特大灾害，全部无收，佃户也得用家里的东西抵交。租田，首先向地主预缴“压佃钱”，缴得多的，地主收租成数低一点，对半或四六分成。佃户要高利借贷缴付押金，借债要付利，种田要交租，到头来除了锅巴没有饭。地主可随意起佃，佃农害怕起佃，不得不在逢年过节，或地主家婚丧嫁娶之时，设法送礼求情。农民除受地租剥削，还要遭受高利贷的压榨。

例如，杨茂修原是义兴乡的土匪头子，当上县参议员、联保主任后，抢夺农民田地的手段十分残暴。农民周老幺，有12亩土地在杨茂修的田地下面，杨茂修截断水路，威胁强买，周老幺无奈，只得卖给他。1938年天旱，农民周正强4亩土地无收，杨茂修借给周5斗谷子约135斤，一年时间，利滚利，就把周正强的4亩土地刮削到了手，害其家破人亡。杨茂修田多财多，人强马壮，无恶不作，到处强抢民女，祸害百姓。就连国民党军驻南充的一名排长宋凯，携妻向洁琼回南江新场探亲，夜宿义兴场，杨茂修窥见向洁琼年轻貌美，竟令同伙夜间闯入客栈，以盘查坏人为名，用绳索将宋凯捆绑坠入扫塘河，将其妻子霸占。

封建剥削阶级加在农民头上的地租、高利贷本是痛苦的深渊，再加上军阀官吏加在农民头上的繁重苛税，更是火坑。遇灾荒严重，土匪猖獗，贫苦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吃的渣渣草草，“三月杂粮三月荒，三月野菜三月糠，年年没有过年米，大人娃儿泪汪汪。”穿的筋筋吊吊，有些10多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

红军一到恩阳就树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