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坪总医院

总医院物质生活条件也很差。工作人员每日吃两餐,杂粮居多。杂粮主要是胡豆。干胡豆泡胀加少许大米即当饭,胡豆煮软加点盐就为菜。菜、饭只是有盐无盐之别罢了。胡豆吃下肚不易消化,肚子撑得难受,气鼓气胀。一连数月均食胡豆,后来我们一见胡豆就恶心。可还得硬撑下肚。为使同志们多吃饭,管理排长花样翻新,发明了“胡豆瓣干饭。”将干胡豆炒熟碾成瓣,去掉壳,加少量大米一起煮。其实还是“万变不离胡豆”。不过,这种“饭”确实稍好吃一点。可时间一长,同样大伤胃口。有时,也能吃上丁点儿猪肉,谓之“打牙祭”,那可真是美味佳肴了。

穿衣也是个大问题。五十年前的通南巴产棉甚少,老百姓多衣不蔽体。我们医护人员仅两件单军装,冬天亦如此。记得一九三四年夏天,那时我才十三、四岁,领到一条土白布裤子,要自己染色。我跟着老大哥们学,从山上采来梧欠、麻柳、野椿树叶,放入铁锅内,加少许盐和一些草木灰煮煎。染水熬制成后,将土白布裤子放入煮十分钟,取出用清水透洗阴干即成。由于缺乏经验。裤子染得白一块,灰一块,穿上使人好笑。每人盖的仅一床夹被。总院公用被服也很少。轻彩号一床被子,床上以稻草铺垫。重彩号两床被子,由于经常染上脓血,换洗也很困难。洗衣队的红军女战士,在当时无肥皂和大碱的情况下,用草木灰水和皂角洗净有脓血的被服,供重彩号及时换用。

总医院医护人员不畏艰难困苦,一切为了前线和彩、病号,积极工作。这个方面的情况上面已谈到一些。运输排不管天晴下雨每天运送粮食到各休养连。担架排每日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把彩号抬到院部作手术。看护连的四个排编成若干换药组,分别配有几名红色医官,每天抬着药箱前往各休养连为彩号换药。当时,彩号每天换一次,特重的每天两次,而总院有一千多名彩号,可见工作量之大。苏井观院长经常在一个司药兵的陪同下前往各休养连查房诊病换药。山路难行,往返四、五里,可他不辞辛劳。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推行错误路线,肃反扩大化。换药组的同志走山路不小心摔了跤,损坏了药品,往往会被扣上故意摔跤、破坏药品的反革命罪名而被处决。我到总医院当看护不久,一次去为彩号换药,天雨数日,道路泥泞,不小心摔跤损坏了一些药品。事后被院部保卫干部审问了许久。若非穷人出身,也就革命到底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扼制了红军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大家都“视药如虎”,怕抬药箱,工作中提心吊胆。当然,这从另一角度也反映出红军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

红四方面军无卫生部,总医院直属总部领导,负责全军医疗卫生工作,实际等于卫生部。总部对总医院很重视,徐总亲自指示,要前方部队注意缴获敌人药品和医疗器械,供总医院用。绥定府(达县)打开后,缴获了许多白砂糖。总部首长指示,全部送总医院供彩、病号食用。苏区群众和苏维埃政府热爱子弟兵,常常给部队送来鸡蛋、挂面等慰劳品。这些“高级营养品”也送到了总医院。上级的关怀和群众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总医院的工作。在那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医院彩、病号能受到一些特殊照顾。每日三餐,大米居多,杂粮少许。经常能吃上一点猪肉、蛋、豆腐、青菜。重彩病号每天还可凭医生开的条子去总务股领取二两白糖、二至四个鸡蛋、半斤挂面。这种“高标准”的供应还保持了数月之久。

王坪红军总医院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红军医护人员呕心沥血,在医疗护理战场上用最原始的武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何等恶劣的环境,何等艰苦的条件,罕见的缺医少药!可从这里,一批又一批光荣负伤、英勇善战的红军战士重新走向前线,壮大了红军有生力量,有力打击了敌人,扩大了红色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贾兴仁 吕建中整理)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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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王坪总医院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建立了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红军在与四川军阀田颂尧、刘存厚、杨森、刘湘等部作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扩大了川陕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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