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王坪总医院

对仅有的一点黄碘、精制纱布及脱脂棉花、胶布要严格掌握使用范围。按医院规定：凡眼部受伤、粘膜部受伤，才准用精制纱布和脱脂棉花。化脓很厉害的伤口才用百分之二的来苏尔水冲洗。用黄碘和碳酸细纱布条包扎。一般伤口用百分之二的溴水或千分之二灰锰氧水冲洗，以粗纱布敷剖口。盖口布一律用粗白布。作手术本应严格消毒，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可我们只能将食盐溶化过滤后使用。食盐成了我们最常用的消毒剂。

当时军事科学也落后，弹丸粗大生锈，有时冲击力量不足往往留在人体内(医学上称为盲贯伤)，使大多数伤口严重感染化脓，加之无抗菌药物，许多红军彩号被破伤风夺去了生命。一旦发现破伤风病患者，唯一的办法只有及时将其转移到沙溪咀河边小村子里，严格隔离，以防传染。我们医护人员多少次耳听着自己亲兄弟揪心地呻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临终前痛苦地挣扎、痉挛，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们在内心呼喊：红军需要药，需要大量抗菌药!总医院政治部在王坪山上，于1934年农历2月动工，l0月建成的红军烈士墓碑，碑后有宽约六亩的烈士墓地，埋着八百多位红军战士和三十八位红军师团级干部，其中许多就是这样牺牲的。毛主席在中央苏区时曾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说：“红军的伤兵缺医少药，要两个省委设法买点碘片送来，给红军派两个医生来……”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和中央苏区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在极其恶劣的医疗条件下，坚强的红军彩病号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我还记得，休养连有个特别号病室，集中住着特重的彩号。许多彩号身负重伤多处，创伤面积大。剧烈的伤痛折磨着他们，可他们从不掉一滴泪，不叫一声疼。我们这些新来的看护，换药和给骨折的大腿上附木，常常有时用力过猛或抬得不平，给他们带来极大痛苦。可他们仍旧笑着说：没关系。红军彩病号坚韧顽强的革命精神，有力地配合了医护人员的工作，许多极为严重的伤病员居然奇迹般治好了。

为改变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总医院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的指示，多次召开医院工作会议，提出医院建设任务。主要抓了技术建设和自制医疗用品的工作。

总医院很重视技术人才，从生活待遇上可略见一斑。当时，医院行政干部和政工干部同一般护理人员伙食标准一样。而红色医官吃一般彩病号伙食标准，每月一元现洋津贴。从白区来的医生每月三元现洋津贴。苏井观院长等少数高级医务人员吃重彩病号伙食标准，每月五元现洋津贴。

总院还注意加强医护人员技术训练。既注重总结临床工作经验，又注意加强医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将医护人员分为甲乙两班。甲班的课深一些。红色医官和文化程度较高的看护员编在甲班，其余编在乙班。有的红军医官还在学习英文和拉丁文(当时药名多为拉丁文)。医务部主任周吉安和苏井观院长亲自编写讲义，亲自授课。他们编写的《药物学》、《外科学》、《内科学》、《生理解剖学》、《看护学》等讲义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并配有插图。例如《药物学》，介绍了每种药的性状、作用、用法、禁忌等。这些教材很适合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学习。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工作繁重，每周三个下午的二小时和三个晚上为上课时间。但通过边学习基础理论，边进行实际工作，收效是较大的。

红军医务工作者，还自己动手制作一些必需的医疗用品，敷料股的红军女战士用山上的竹子，劈成二尺长一公分多宽的竹片，然后火烤“出汗”后使之弯曲，以代替敷料钳。土白布用清水洗净，煮沸一小时，晒干后剪成二寸见方、三寸见方等不同规格的方块，再用蒸笼蒸一小时即是药用纱布。药棉的制作：将生棉花取一大张铺平，放人圆木盆或瓷盆内，加温水少许，两手徐徐加压使棉花浸透，再一层层加棉花，如法炮制。盆盛满后，将湿棉一层层取出，折叠成半园形，放入作饭的大铁锅，加大碱少许煮沸一小时，再以清水洗净拧干，用大蒸笼蒸一小时，尔后取出放入清毒后的盆、桶内以备应用。敷料股的红军女战士，为克服缺医少药的困难，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