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良一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川东北和平解放做出的努力

面对这一切，“我看在眼里，明在心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少爷叶代芊，我伯父晚年调侃地对我说，“当时，我啥也不害怕，我只管记住老太爷这一句话就行了。”

1946年国民党县党部和中统安排他查办“你管辖的巴中县东半部有共产党活动，责成你限期交出人犯来。”叶代芊马上回答，“共产党脸上又没有刻字。谁是，你们给我开个名单来，我可以为你们找。”伯父叶代芊生前还动情地对我说，“就连我的两个表弟，我父亲在清江镇的胞妹，我亲幺姑的儿子何大海，我父亲在粉壁场的堂妹的儿子王家忠，他们都参加了共产党。他们还想让我去抓，我能去干这种傻事吗？不然解放后王家忠怎么能当上巴中县政府对私改造的公方代表？“　　

原巴中地下党领导人王朴庵、郝谦和艾文等同志1982年离休后重回巴中，我聆听过他们所作的专题报告，他们一致认为，“我们来巴中白区的任务：一是为了生存和隐蔽，二是为革命培育人才。地下党在大巴山能够取得如此规模的发展，在全国少见。”与1951年川北区党委书记兼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的结论一样。　　
不久，她们又提出白胡子叶良一的二儿子，我父亲叶代芋，品学兼优，尤以国文优秀，书法水平与他父亲真假难辩，结果被县长点名，要到县长身边作了机要秘书。

钟鼓楼街口有一家海鲜和副食品店，老板王汉臣，她们每天经过这里，发现王家有一个一米八高的长子，在上学的路上拍着一只蓝球。一年后，在县中学读高中，年仅十七岁的王大槐加入了共产党，他悄悄地向人们传播着“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巴中和平解放后四个月，1950年3月31日晚上，年仅二十一岁的巴中县财粮委员会负责人王大槐，在恩阳镇与夜袭区人民政府的一帮土匪遭遇，激战中壮烈牺牲。

五、唤起民众 稳定局势

前巴中中学校长陈寿先回忆，1946年学校师生思想混乱，我找到叶良一先生请教，在他家里他送给我几张《新华日报》他只用一句简单的话，回答我：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

母亲对我说，你祖父在辽沈战役后，对家人最明朗的语言是：“今天，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得人心者，得天下。”他鼓励青年知识分子何长华、程舒戈“你俩年轻有文化，正好为国家效力。有困难，就告诉我一声，我尽力帮助你们。”

十八年后，祖父在文革中接待何长华、程舒戈在南充和新疆两地的干部审查工作组，针对她们的“历史问题”，专案组向我祖父提出“她在巴中地下工作时期，住在你叶公馆，她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你应该最清楚，所以才找你证明。”十六岁的我，沏茶赐座，我三次经历和见证了对她们两人的调查全过程，我亲闻了全部调查内容，最后由我祖父写出书面证明：“解放前夕借住在我家的两位女青年何长华、程舒戈，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员，工作是教书。她们通过组织，发展了常来我家学习书法，家住城内和城郊的中学生王大槐、张文弟、赵升平等人先后加入中共地下党。那时候县政府和县党部的大门外，经常出现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和抗粮、抗捐、抗丁的漫画和标语，就是这些学生所为。军统和中统两个特务组织，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始终抓不到证据，还有个原因，他们在我家门卫彭镛那里，讨到了一点小妙招。”原来学生家长为了感谢我祖父教授书法，经常送来鲜嫩的玉米馍和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和李子等水果,被青年门卫彭镛挡驾了，“县大老爷,刚上去，你们乡下人岂敢打搅，需要等一下。”后来人混熟悉了，结果，擅长漫画的精灵鬼彭镛,向他们面授了机宜。

几天后，半夜的巴城，静悄悄的, 钟鼓楼街流落回乡的老红军熊开财，肩挑卖夜宵的“担担面”，高声吆喝着“抄手来啰！”他照旧在文庙和考棚前后的县政府和县党部一带转悠，大个子高中生王大槐、王超和赵升平等见四处无人，便向柴火光亮处去问“有凉面吗？”“没有，天凉了只有热面”“好，来一碗热面”暗号对上了，一碗浓面汤递到了王大槐手上，他们按标语和漫画的尺寸，在县党部大门外的墙壁上涂上，悄然离去，又传来熊开财的吆喝声和更夫的敲击声，机警的小个子张文弟又出现了，他问熊开财“有抄手吗？”“没有了”，这是暗示他：没有意外情况。张文弟便将藏匿在腰间的纸张，迅速取出，熟练贴上，又悄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