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良一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对川东北和平解放做出的努力

1998年我在巴中和平昌两县征集到当事人的录像资料：巴中市城区74岁的王大金回忆说,”’解放前夕，中共党员、回乡老红军陈印湘领导了巴中抗粮抗捐抗丁斗争，军统抓捕一百余人，并决定将陈印湘和我等七人枪决，那一天早上军统给我们都偿过酒饭，插上标志、执行枪决了。我看到白胡子叶良一突然出现，围观群众都给他让路，他以洪亮的声音说‘这些娃儿是孺子之家，奶醒未退。你们要杀无凭无据。他们是有家有族，家族打你们的上状，你们怎么交代？’叶良一只讲了这么几句话，救了我们七个人的命。军统问他，那你看怎么办？叶良一说，依我看嘛，最多送去感化院教育一下。在去感化院的路上，我们都逃了回家，不了了之。’’平昌县粉笔乡72岁的村民王中书回忆说“我家原住巴中白云乡，1948年春，为躲壮丁与妻子一起藏到平昌县的舅舅家，妻子分娩后，我在田里栽秧，被乡丁发现拉了壮丁，妻子哭肿了脸，乡邻不平到巴中找叶良一帮助，他写了一张借条，称叶良一借到壮丁一名，名叫王中书。于是长官要我前去报到，白胡子叶良一留我与乡亲共进午餐后，便催我回去抓紧栽秧。’”

1954年12月25日祖父叶良一在《思想总结》中写道：“1949年10月下旬，达县地区行署专员兼保司令李放禄，带领专署保安部队来到通、南、巴、平四县，召集党、政、军、特首脑会议并特邀各界代表人物参加，主题是：动员和组织地方武装，建立反共阵营，阻挡解放军入川。

“行署专员李放禄来川北开会之前，各县台上台下的头面人物先后来巴与我密议，形成了“巧妙周旋，软拖硬抗”的共识，首先拒绝在各县分散开会，实现在‘巴中集中商谈’，此时各县从上到下，都在观望巴中的动向了。”

祖父对我说，李放禄私下拉拢我说，“在通南巴平四县这一带，党国的利益，只能寄托你叶老将军来担当了！”

祖父在思想总结里继续写道：“1949年11月,应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巴中县党部、县政府、县参议会，在城守镇公所召开紧急会议，邀请各界人士商讨应变措施。

“会议由年初来巴中上任的县长骆湘浦（原籍新繁）和县党部书记谢宝珊主持，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任思进，中统特务晏仕志，军统特务陆杰生等人轮番发言，有的鼓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有的主张‘扼守隘口，决一死战’还有人主张“坚守西南防线，上大巴山打游击’。会议开得人心惶惶，不可终结。巴中县商会会长郑月儒和工商界代表魏善卿、余青年等就城市工商业的资产安全不断提问，却不得答复。”

祖父叶良一听到了呼声。他对我说，当时我正在思索两个月前发生的那一件事：“负责筹建西南反共义勇军的土匪头目蒙恩普，以路过川北为名，要求县长骆湘浦引见我，并托人捎话‘蒋委员长在重庆组织反共义勇军，起用党国优秀人才，只要你点头，由重庆直接配发经费和武器弹药等”叶良一在1951年的自传中写道，“君子固穷，从不后悔，我再穷也不能要他们一分钱。1928年我不愿意与蒋介石为伍，申请裁军，辞职还乡，在重庆我解散了队伍，步入佛门，参禅打坐，与世无争，与人无仵，超然物外，清贫生活，二十多年都过去了。我托上门转告的骆县长以‘下乡未归’拒绝见面。”

巴中中学校长陈寿先和医务界、文教界代表刘贤安、陈懿德先后发言，他们一致提出：“工商业财产的确是大事，全县八十万人民，全城二万五千多个老百姓的性命，才是头等大事哟。”

然而，原国民党巴中县党部书记，时任重庆军统驻巴中联络站站长陆杰生，继续煽风点火，他坚持“蒋委员长坐阵重庆，建立西南防线，集结国军抵抗共军进攻，我县地方武装应该配合中央，在大巴山一线，决一死战。”

祖父逝世不久，1975年5月1日我在成都市青石桥刚落成的省政协驻会委员新居，谒见出席此会的宗教界代表，时任四川省政协驻会委员蔡复初老先生，他主动谈到“解放前我在基督教的川东片区三十几个县传教，定居巴中十几年，我只传教从未介入过政治，唯独在1949年我带领川东北基督教成员，跟随叶良一先生参加了巴中和平解放，1956年党安排我离开巴中到省政协做专职驻会委员。以上史料，1984年前后我在巴中找参加这次应急会议的文教界代表陈寿先、刘瑞、陈懿德等老同志当面做过核实和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