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那个特殊年代中的南江知青

四

1968年7月，折腾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降温，进入了分享“革命成果”阶段，各级革委会如雨后春笋，纷纷伸出头来。四川省革委会的筹建也列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按规定，全省将选派出上千名群众组织代表、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去北京办学习班，在中央WENGE领导小组的指导下，进行筹建四川省革委会的工作。

南江县的文化大革命由于知青组织的强势参与，形势出现一边倒，对立派全部退出县城，南江县成了川北地区相对稳定的一个县，具备了成立县革委会的条件，也获得了选派群众组织代表去北京的资格。

南江县虽小，但两派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加起来有上百个，二十几个赴京代表名额怎么分配都照顾不过来。好在最后是由县武装部说了算，谁闹也没有用。

可是，有关“知青造司”的代表却让武装部犯了难。两年多来，武装部和“知青造司”之间形同战友，相互支持，共度难关。然而，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共患难不等于可以同分享。现在的武装部已经是大权在握稳操胜券，知青组织却成了失去药效的膏药，揭去只是早迟的事。但是，公开翻脸似乎还不是时候。因为这时知青手里还有几百条枪，其战斗力在南江无人可敌，如果真把他们惹恼了，南江的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南江也不缺摇鹅毛扇的角色。很快，武装部打出了第一张牌：“我们肯定支持你们知青派出代表，可是中央明文规定，知青不能单独成立组织，就算把你们报上去也通不过啊！”

知青们早有准备：“我们组织的名称是‘南江革命青年ZAOFAN团’，‘飞虎兵团’，‘新农部队’，组织里的农民比知青还多，哪里是什么知青组织？”轻而易举地化去了第一招。

“你们不是还叫‘知青造司’吗？不如干脆换上一个别的名称，完全不沾知青的边，省得麻烦。”第二张牌出手了。

“不行！我们的代表就得代表知青，代表‘知青造司’。”事关根本，没有半点协商的余地。

“那好吧，名单我们报上去，批不批就要看上面的了。”武装部祭出杀手锏。

事情就这样僵住了，知青们每次去打听消息，得到的答复都是上面还没批下来。

代表团的其他名单都已确定，出发的日期也越来越近，知青代表的名单还是一个问号。知青们急了，武装部也急了。

同派的群众组织悄悄给知青们透露消息：代表团明天就要出发了，知青代表的事以后再说。

事情太明白不过了：知青已经被抛弃，代表团一走，就再不会有“以后”了。

知青被激怒了：冲锋陷阵有我们，流血拼命有我们，分享胜利成果就没我们的戏唱了？鸟尽弓藏，卸磨杀驴，没这么容易！吃不成大家都吃不成！

于是，县城咽喉——板凳垭的公路上堆满了连二石，垭口上架起了重机枪，南江与外界的联系被关闭。

于是，与知青同派的当地群众组织发出不同的声音：“没有知青组织的参加，达成的什么协议都没用，我们也不去了！”

这意味着，南江知青不但与县武装部翻了脸，还直接挑战军分区和省革筹，可谓胆大包天！

幸运的是，他们赌赢了。两天后，县武装部通知知青组织：军分区和省革筹同意南江知青选派代表上北京。于是，贺盛才成为WENGE中全川（全国不清楚）唯一的知青组织代表，去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