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才几岁，读初小。听大人们谈起有一群重庆知青来到通江。我家的那个公社也分来了约20多人。公社在全乡海拔最高的穿石梁大队一个地名叫野鸭池的山里建起了知青林场，还选派了一个叫谢运林的人担任林场场长,管理那群大城市来的学生娃娃,教他们学习当农民，学习干农活，学习自已生活。
一群神秘的人
野鸭池林场位于贡桌包山麓，周围全是大山和一望无涯的森林，林场后面的石梯子沟就是经常有蟒蛇和野兽出没的地方，再往上经贡桌山，穿洞子向北便是荒无人烟的莽莽林海，只在场部周围有一些零星土地和山上由农民开垦出来的“火地”。这些“火地”像镶嵌在大山里绿色地毯上的一块块“补丁”。场部周围也散居着几户当地农民。
林场与我家是邻村，约有七八公里远。可我们一群乡村的娃娃，怀着十分好奇的心情，经常跑到林场周围去藏头露尾的悄悄瞧他们。那是一群大城市的人，对我们那群边远的山里娃娃来说，就好像看见一群神秘的外星人。他（她）们的嘻笑打闹，他们口里说着带重庆“儿”音的语言，他（她）们的衣着打扮有着城里人的高贵气质。
知青们白天跟着场长学干农活，拿起几斤重的锄头挖“火地”和种田，手上打起“血泡”和死茧，晚上倒在屋里哭的哭，掉泪的掉泪，想家的想家。但有时他们男男女女又在一起吃喝玩耍，说笑亲热从不避嫌，他们在空闲时有的爱读书，有的爱写信，有的抽着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牌”香烟，还吃着公社供应的每月每人半斤肉食，穿着发给他们的皱巴巴的棉衣，甚至还有着一个塑料的小钱包，拳头大的小玻璃镜。这些都会令我们山里的孩子羡慕不已。在他（她）们面前，我们自惭形秽，从不敢和他们说话，打招呼。但是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放着大城市不要，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干什么？这就是我最初印象中的知青，也是把城市生活的信息和山外世界的向往第一次带给我的知青哥姐们。
一群胆大妄为的人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知青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文革”中到处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学校工厂停厂停课闹革命，开始是揪斗地富反坏右，然后变成砸烂封资修的东西，（如祠堂、庙寺、古代文物等），接着是揪斗走资派，造反派夺权，武斗升级，各级党政机关和公检法部门全面瘫痪。这时一群群知青也像脱僵的野马，无人管理，三五成群到处乱窜。
一些知青偷偷跑回城市，回来后，把大城市“文革”的混乱行为又带到了我们这里。他们有的身上带着“三棱刀”，有三面“血槽”，寒光闪闪，十分吓人。有的不知从哪里搞来手枪空皮套、掛在身上，耀武扬威。特别是一些男知青，拿着刀，见老百姓的鸡就抓，见老百姓的疏菜和其它吃得的东西就抢，弄得当地老百姓日夜难安。
一些无知的知青还到处扬言，只要谁人惹了他们，就放谁的“血”。“放血”两个字成了知青的代名词，连当地老百姓哄小孩都说：“你再哭，小心知青放你的血”，小孩就不敢哭了。老百姓见了知青像躲瘟神一样远远躲开。那时经常听到消息传说，某处某处又招知青抢了，还放了某某的“血”。
一天， 生产队安排我继父到平昌县神公社去给集体购买生猪。爷爷和小叔也一同去赶场。小叔头上戴了一顶黄帽子，正走在街上，迎面碰到一伙知青，一个知青伸手抢去小叔的帽子，小叔由于年轻气盛不服气又去一把抓了回来。这下惹恼了知青，知青掏出一把“三棱刀”就要放小叔的血”，小叔三两下就钻跑了，藏在一个裁缝铺桌下躲过了一劫。可是我爷爷慌忙跑去猪市上把这事告诉继父说：“你快去，知青要放你兄弟的血”。继父听到后连忙往街上走，边走边说：“知青总也要讲理嘛，我不相信他们真敢放血”。这时那伙知青追赶小叔不着，正好迎面碰到继父，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辟胸一刀杀来，继父没有防备，还不知怎么回事就倒在了血泊之中。从此给我的家，我的兄弟，我的一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我从此缀学，姐姐远嫁，为了生计两个弟弟分别继抱给人家，母亲还怀着未出生小弟弟。我的一生也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尽管那几个知青杀人犯，有两个在平昌被枪毙，最终埋骨深山无人问，还有两个叛重刑，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从此不仅改变了我对知青的印象，还特别憎恨他们。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变成了一群偷抢、杀人、放血的无恶不作、胆大妄为的人。
一群可怜的人
对知青的憎恨在我心目中持续了好多年，因为是知青使我缀学，使我家庭雪上加霜，使我兄弟姐妹骨肉分离，使我饱受了人间的痛苦和曲折坎坷。
七十年代初林场解散，知青被分散到大队和生产队。我家那个爱国大队也分来了几个知青,之后又陆续从重庆来了一些知青。我第一次正式接触知青，并对知青的憎恨有所改变是有一次我到喜神滩（公社）去赶场，为家里买点盐和煤油之类的东西，在上街的摊位上遇到一叫傅章平的知青，因为他拜我的一个堂兄学木匠手艺，常在堂兄家走动，相互都认识，但从未打过招呼，傅章平在街上卖几个小木瓢卖，那时的百姓穷，卖1角多钱一个都很少人买，晌午还未卖出去。我路过时他叫我帮忙卖小木瓢，他说自已卖木瓢其他知青看到不好意思。
我反正没事就答应了，结果四个木瓢一共卖了六角钱。他很高兴，就请我同另外几个知青到食店吃面条。当时面条卖8分钱一碗，一共才卖几角钱，一顿就吃光了。在回家路过知青住处，他还送了我一条短裤。
有一次我路过知青住处，他们几个知青抓的田鸡和黄鳝，红烧了半盆，傅又请我吃了一顿。这时，我渐渐觉得知青中还是有好人，也有的和我们一样贫穷，远离父母也实在可怜，坏的只是个别人。为了抱答他们对我的好处，特别是送我短裤的恩惠，我悄悄背着母亲把我家喂养的一条骨瘦如柴的母狗送给他们。因为那条母狗常常和我们兄弟争食，经常是我们兄弟未吃饱，母亲却非要给母狗留下一碗。
傅知青和其他几个知青从我家牵走瘦狗时，先由我给狗在颈上套一根绳，然后他们用一个长长的木杈撑着狗的头，免被狗咬着，强行拉走时，那狗不断哀鸣着回头望着我，眼角还渗出了狗泪，那种哀求获救的眼神至我许多年都感到内疚。为了与狗争食，竟然忍心把一条活生生的狗命推上了绝路，这也是我一生干过的唯一的一件歹毒的事。 在那个混帐的年代，我逐步也感到那些知青远离大城市，远离父母，来到我们贫穷的山区，其实很不容易，也是很可怜的一个群体。
一群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有一个知青名叫宗腾，与他的女朋友黄泽君是全乡知青中文化程度最高的，都是高中毕业生，且品行素养不错，和老百姓的关系也是处得最好的。
他们落户在原林场所在的黎明大队，住在抱养我弟弟的父母家里，他们平时劳动表现，政治表现都很好。一次他们把自已喂养的小山羊牵到喜神乡场卖钱，走在二朗庙遇大雨，正好此时我也走到那里，于是我帮他牵羊，他们在后用一根木条撵，一路走到街上周身淋湿透了。上街后我帮她们把小山羊卖了三元伍角钱，和几个知青在饭馆里吃了一碗面条，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个宗腾最后被推荐为教师，一直从村小学、乡小学到县城教书，最后在80年代中期调回了重庆。黄泽君被选为村支部副书记，又调到区任妇联主任，后调县任妇联主任、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后来调重庆渝北区任广播电视局局长。
还有一位叫丁玉敏的知青。在知青大批回城时，她留在了县中学教书，后来作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主管全县教育、文化、卫生工作，成就卓著。她们在通江工作期间，为改变通江落后面貌，呕心沥血、办农业、办交通、抓工业、抓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做了不少为老百姓称道的好事，终竟成为通江地方史上的历史人物。
70年代初，记得农村开展学习小靳庄活动，还有城乡到处学唱学演样板戏，一遇节日，还经常举办全公社文艺、体育汇演和农民运动会。每逢这样的时候，知青就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公社和大队就要借助知青的知识文化，男女知青们有的教唱样板戏，有的排演节目和舞蹈，有的参与体育运动，也只有这样的时候，知青们的价值才真正得到了体现。
一群把青春贡献给山区的人
在知青中，后来招工、升学、调走的有很多人。
1978年中央通知没有回城的知青全部安置工作。直到最后一批安置回城，仍然有很多人留在山区。他们虽然历尽曲折和坎坷，也经历了风雨人生的洗礼，但他们热爱这片大巴山神圣的土地，把毕生贡献给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他们中有许多人做了一名山区教师，有的成了医生、护士、工程师、建筑师，有的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有的在山区结婚生子，把根永远扎在了这片贫困而美丽的地方。
在通江的知青中，黄泽君、丁玉敏固然是知青中的典范，做了通江县的县长、副县长，用她们的一生，为知青写上了光辉的华章，登上了重要政治舞台。但也还有默默无闻的把毕生贡献给山区的一大批普通的人，他们仍然是知青的光荣，知青中的代表，是值得可敬可佩的知青人群。
如六十年代最早到通江上山下乡，至今还在通江的火天岗茶场原场长，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刘道俊，为通江的茶叶研究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研发的“天岗茶”曾获全国农业博览会金奖。
还有扎根通江，刻苦自学医术，多年从事公费医疗管理，多次获得省地县先进个人的医保局会计喻德秀大姐；夫妻双双均是知青，在银行战线工作几十年，做过农行分理处主任，多次荣获银行系统先进个人的林素怀；
还有在农业战线工作几十年的叶大容大姐；一个饱经曲折坎坷、自学成才的中医师，终生无悔的中医院退休医师唐启利等，他们一个个举不胜举。他们扎根山区，热爱山区，都把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的献给了山区，献给了人民。
普通而不平凡的人
为了收集重庆知青留守通江的情况，也带着报社朋友的嘱托，经医保局老知青喻德秀大姐的介绍推荐，我专门采访了县中医院退体的女中医师唐启利医生。当我在东方医院找到唐医生说明想采访她当知青时的情况的来意时，她却未曾开口早已泪水盈眶。
唐启利于1965年告别美丽的山城重庆，带着新奇和向往，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离别亲人来到通江东北部最边远的云雾山林场当知青。云雾山是全县海拔最高的大山，冬天特别寒冷，把衣服晾在房外，一会儿就会冻硬，脚手都冻得肿起老高，但还得上山打柴煮饭、烤火；没有电灯，没有煤油灯，夜晚照明主要靠“松光”（一种带油节的松木肉）；粮食稻麦很少，主要是吃“包谷糊糊”。这里属泥溪公社管，赶场下山要走四个多小时，上山时要走五个多小时，进县城就是100多公里路。
特别是文革中，没有盐巴吃，没有疏菜吃，白天人就像散了架一样累，每逢这时就想家，想父母，不知流了多少泪，也不知哭了多少次。 这里是大山，主要以烧挖“火地”种包谷为主，夏天包谷成熟时还要夜晚轮流睡在半山坡的“窝棚”里守候，防止野兽吃粮食。
特别是有次晚上，三个女知青在山里“窝棚”睡在半夜，听到野猪嚎叫，几个人都吓哭了，抱成一团，后来还是唐启利年龄稍大，给另两名女知青壮胆，说“不用怕，野兽怕火”于是她点亮火把在“窝棚”外边舞边吼，渐渐地野猪的嚎叫才远去了。
69年林场解散时，唐被分配到泥溪二大队落户，由于舍得吃苦，表现好，当地的干部杨永年、杨继焕等人也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她，还让她担任粮食保管员。但由于唐启利家庭出身不好，几次推荐招工回城和升学都被卡住，心里非常绝望。72年乡党委书记，全国劳模李步坤推荐唐启利到了乡医院学习医术，先从管西药房，再到学习注射，接生等医术。由于刻苦钻研，75年又被派到县卫校学习妇幼医生一年，学习中成绩优秀，回到乡医院担任一名助产医生，在此期间与在县医药公司工作的吴景新相识并结婚。
1981被调到县城关医院（即现在中医院）工作。85年又被派到重庆妇产科医院进修一年，医术得到了全面提高。回院后，着手组建中医院妇产科室并担任科主任，多年来经唐医生医治的妇幼病人和产妇没有出过一例医疗事故，得到了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的高度赞扬，后来还考上了医师、主治医师。1993年被县授予“巾帼建功”先进个人；1994 年被县卫生局授予“白衣天使”称号；并且连续 16 年获得市县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2003年唐医生退休后，又被“东方医院”聘请为妇产科医师。当东方医院院长问她报酬时，她说：“我不是为了多拿报酬，而是为了实现自身价值，为患者解除痛苦，人民健康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当我问到唐启利医师：“你当知青到山区已四十多年，把你的全部青春和一生丢在这块土地上，你后悔吗？”唐回答说：“我当知青时，亲眼目睹了山区农民的贫困和有病得不到救治的痛苦，我能用自已所学的一点浅簿医术为山区人民解除痛苦，我感到自豪，永远也不后悔！” 唐医师没有豪言壮语，但她代表了她们那一代知青的心声，也代表了留在山区农村的大批知识青年对山区人民的热爱，对事业的挚著追求。 这就是一个普通而不平凡的知青的心声！
作者：大爱无痕 原链接：https://www.mala.cn/thread-657921-1-1.html（已失效），最新来源：（重庆知青网）http://newbbs.023cqzq.com/showtopic-34556.aspx